与1921年中共一大的召开对当时的知识界几乎毫无影响相比，1920年9月，梁启超、张东荪、蒋百里以及张君劢等主张改良的知识分子群体，所共同拟定的“公定之趋向”十六条，作为改良派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观的集大成者，对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影响可谓极为深远。十六条内容如下：

1、人类之福利，当以群性与个性互相助长，务使群性能保持平等，使个性能得充分自由。

2、中国之不振，由于制度不良，制度不良由于思想不良，故非先思想革命不能颠覆制度。

3、政治改造，首在打破旧式代议制度，故国民须有组织之自由权。

4、经济改造，在于既不抹杀智能之高下，也不致有生计压迫之现象。

5、世界改造，在于打破国家最高主权之论，使各国人自觉为人类一分子。

6、军事上取消极自卫主义，且为适合世界新潮，应取兵民合一制度。

7、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中央权限当减至必要范围为止。

8、地方自治，应由各地方自动制定根本法以守之。

9、闰民的结合，应实行地方和职业同时并举。

10、社会之生计，应对于土地及其他生产机关力求实行分配平均之法。

11、生产之事业，应于分配平均之际力求增加之。

12、教育普及为一切民治之本，故应于地方根本法中规定强迫教育。

13、劳动神圣，为世界不可磨灭之公理，故国民有劳动之义务。

14、思想统一，为文明停顿之征兆，故对于世界有力之学说皆应采取无限制输入主义，待国人采择。

15、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实为国民进步之障碍，故对于所注重之学说应进行忠实深刻之研究。

16、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有整顿发扬之责任。

这实际上是一份改良派的“社会主义宣言”。“宣言”将政治民主、经济平等、思想自由和劳动至上融为了一体，企图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

梁启超们的这十六条，按照杨奎松、董士伟《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一书的理解：“然而，这样主张的结果，岂不意味着中国仍然需要沿着社会进化自然演进的程序，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这番理解，其实恰恰契合了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梁氏不止一次公开表示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社会主义学说，其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

为什么只要“社会主义改良”，而坚决排斥“社会主义革命”呢？梁氏说：直接革命必然导致以“富人”而不是社会制度为革命对象，这会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中国的历次“革命”已经证明：“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有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