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派”艺术在目前中国多元互补的艺术格局中，给保守型的传统艺术和探索性的前卫美术的两极对峙开辟了一个相融相通的中间地带，在目前艺术“全球化”的前提下，营造了一个积极的、良性的、循环的学术环境。此外，从艺术品市场的角度上来说，他们所传达的信息(包括画廊的商业运作、画廊与艺术家之间的沟通合作等)是可以给现在空前繁荣却因随意形太强而混乱无序的国内艺术品市场带来一个值得借鉴学习的规范模式。《国际艺术名家系列丛书》第一期推出响誉海内外的中国第四代海归油画艺术家——蔡楚夫先生。以下内容由本画册策策划者熊斌对蔡先生专访，力求全面的让读者解读蔡老传奇的艺术人生。

　　记得20年前我初学油画时临摹的第一张油画就是您的早期作品《林涧泉声》，临摹后发现笔法细腻的程度超乎想象，丰富色彩之间的变化非常微妙，实在难以临摹，直到今天想起都有印象。一直以为你只画油画，原来您的国画亦有很高的造诣，这是否来源于从小的训练?能谈谈您美术创作的起源吗?

　　蔡楚夫(以下简称蔡)：我出生在西江和桂江的交汇处——广西梧州，那是个环境优美的地方。我受连环画的影响从小就很喜欢画画，十三岁那年我已加入广西书画研究会，一面学习书法，一面开始学习油画，后进广州美院，之后深受苏派教学体制结构素描造型的严格训练。陈衍宁、伍启中等都是我当时的同学。 1963年，我的油画和国画作品即已入选全军第三届美展;1964年，油画作品《一对红》在《美术》杂志刊登;当年的代表作《军医到黎寨》在《民族画报》上选为“全军美展专辑”的头版作品。那一时期，还有《山城》、《鸳鸯江上》、《月初升》等，那时开始我已钟情于山水画，那些由竹林、茅舍、芭蕉等构成的景物，深深打动了我。

　　当时您的才华已被国内，特别是广州艺术界肯定，那为何仍选择到香港去发展?

　　蔡：其实去香港有些迫不得已，当时正逢国内文革，没法搞艺术。为了接触和领略广阔世界的多元化画坛流派。1974年我毅然决定举家搬迁到香港。在那里，经朋友介绍我有幸拜画苑大师丁衍庸、杨善深为师。次年便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中国画展”，展出作品百余幅，在当时引起业界人士的普遍关注。虽然较内地更为发达，但是香港的舞台毕竟有限，我觉得不是真正适合自己发展的地方。于是1978年，我决定去闯一闯享有“世界艺术之都”之誉的纽约。

　　70年代末纽约是全球的当代艺术中心，而纽约soho区更是中心之中心，据说当时很多有名的艺术家都很难进入主流画廊，而您能成为 “O.K”画廊.、S.L.ASSOCIATE、SOGHER LEONARD ASSOCIATES等著名画廊的专属画家。是否有些运气的成分，能谈谈这里的玄机吗?和这些国际画廊的合作对您的创作有何更深刻影响?

　　蔡：哈哈!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去美国之前我已作好了充分的经济准备，我是带了足够半年生活的钱去美国的。头三个月我没有去找任何画廊签约合作，也没去找工作，而是参观了纽约乃至全美国的美术馆和近两百家专业的画廊。那时的我确实面临着重大的考验，是追随某一种流派亦步亦趋?还是固守原来熟悉的，从故土带来的画风，以不变应万变?当时的纽约，正是“照相写实主义”的末期以及“新写实”和“新表现主义”开始萌芽的时期。全新的艺术流派和放任自由的艺术气息环境使我深受感染，我一头扎进了自己的油画创作探索中。为了维生，我一边在一间艺术学校教授中国画和人体素描，一边以纽约的街头人物为素材，描绘这座城市的众生相。这期间，完成了我艺术创作历程中许许多多重要的作品。如一群在纽约街头闲坐的街头老人“纽约人系列”和“雪霁系列”。正是这些两年多积累下来的作品，使我能有机会被苏豪著名画廊“OK哈里斯”看中，并成为旗下画廊的第一位专属画家，这些作品在画廊展出并在纽约艺术圈中引起了关注。

　　您“雪霁系列”的作品中依然表现出一种非常浓郁的东方人所固有的美学倾向，这种东西方风格上互相完美结合的艺术表现形式，应当是您被美国高端画廊和众多重量级的收藏家接纳的主要原因吧?也许在根本上这是含有中国式或者说东方美感的新式绘画语言的成功。那么，触发您不断画雪的契机是什么?为何您在西洋油画与中国水墨画这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均能出类拔萃，赢得高度肯定与喝彩?

　　蔡：我从小生活在南方，当年在美国第一个冬天，在曼哈顿的中央公园我第一次见到漫天飞舞的雪花。在人迹罕至的小溪边，没有脚印，清澈的溪流倒映着雪后的晴空和溪边的树林，令我非常激动，这不就是我一直寻找的带有中国画图式的最佳素材吗? 我所理解的雪，瞬间被融化在我的脑海里了。随后，我的作品“雪霁”油画作品系列终于推出。O.K.HARRIS画廊的主人极为欣赏，并以我七他三的比列优厚条件经营我的油画，这样的合作分成比例是在纽约跟本没有的。“雪霁”系列的出现，终于让我摆脱过去“三大面”、“五调子”的基本造型技法，转而成平面性，装饰性，符号式的笔触语言，讲究色彩。在作品获得国际时装品牌POLO青睐的1986年，我还推出了水彩作品《早春》，以原野和奔涌的溪流为素材，在台湾展出后曾引起轰动。这幅作品后来被好莱坞大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代理人收藏。1991年，美国著名杂志《读者文摘》，将我的一幅水彩作品《森林之歌》作为封面。各种受欢迎的方式，使我确实觉得在西方艺术界华人一样是可以得到认可的。自1984年开始创作“雪霁系列”以来，我荣幸地被冠以“雪人”的美称。所以“雪”在我的艺术生命中的确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您作为来自具有深厚文化艺术传统的中国的画家，如何看待东方艺术对你的影响力?

　　蔡：“所贵者胆，所要者魂”，国画大师李可染生前概括的8个字，用来比喻东方艺术对我潜移默化的作用，再恰当不过了。或许观众看到的“雪霁”油画系列无疑融入了西方的艺术语言，但是那种动态(流水)和静态(雪景)的有机结合，大块分割的布局，“密不容针及疏可走马”的画理，是西方画家所没有的。毫不讳言，国画大师丁衍庸和杨善深在此间，对我有完全重大的影响。丁衍庸的胆识、豪放和投入，杨善深讲究画作的每个细部及其不断追求、探索的精神，始终指引着我走向更成熟的境地。另一方面，荷兰、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多种欧洲古典艺术家一丝不苟的虔诚作画姿态，也深深影响着我。

　　听说您跟不少油画、国画大师都有过深厚的交往?这些交往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蔡：岭南画派一代宗师关山月，三次来到美国，每次都是住在我的家里。他看到我的油画写生与水墨画写生稿就有上千幅。当时关老师感触良多：“现在很少有人写生了，都靠照相机!”关老师邀请我回国举办水墨画展，并希望亲自主持开幕式。不幸的是，3个月后他便撒手人寰了。这使我后来在深圳举办个人水墨画展的时候，特地把展览的地点选择在“关山月美术馆”，就是为了纪念关山月大师对我的关爱和鼓励。

　　听说您这次回来有意在你当年离开中国的地方，珠海九州码头筹办广东的工作室。在海外定居数十载，你放弃已经取得的艺术成就和市场重新在国内发展，这样的选择一般人会很难取舍，你是怎么想的?

　　蔡：确实，近年来中国迅猛发展，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身为华人我也为祖国今天的繁荣而骄傲。由于多次受纽约华人艺术基金会的支持和国内众多艺术界好友的再三邀请，再者多年思乡心切，近年繁频往返于北京、江浙、广东等地，参加各种画展。2002年在北京靳尚谊先生为我作了一次个展，60余幅作品大部分被国内藏家和艺术机构收藏，随即我在北京设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去年，当我来到广东，就决定在珠海设立工作室。作为一名艺术家，在艺术生命最旺盛的时期回到祖国，在一个亲切熟悉的空间里创作，其实是内心所向。选择回归，游子寻根之情结自然是无法割舍。回到故土，相信会令我创造出更美好的艺术作品呈现给大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