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川昆

天堂纪念馆:http://www.5201000.com/TT000002920
本馆由[ 孝行天下 ]创建于2010年01月08日

市川昆-生平事迹

发布时间:2011-02-11 16:48:43      发布人: 孝行天下
        当今日本影坛的泰山北斗,当属新藤兼人与市川昆。2006年,91岁高龄的市川昆推出了他的第一百二十八部作品《犬神家族》。这不仅是日本的奇迹,放在世界影坛也绝对为屈指可数的事。
  市川昆与黑泽明同属一代,成长于二战期间的电影片厂,战后1950年代(日本电影的黄金时代)走红。他与黑泽明、木下惠介、小林正树并称日本影坛四骑士。
  

市川昆的国际声誉虽不及黑泽明那般如雷贯耳,但同样蜚声遐迩,并以浓郁的东方文学性和美学性著称。在日本,市川既被学院派认可,亦能经受市场的检验。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日本银幕,但凡万众瞩目的文艺题材的宏篇巨著(一般带有官方纪念意义的大作),总会由市川老将挂帅,从大映到东宝,市川俨然一面映画统帅的旗帜,不啻“黄金时代”时沟口健二的名望,代表着日本主流文艺电影的最高级别。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的纪录片,日本政府也敕令市川掌舵,而当年该片亦因艺术与纪录之间的越界冲突被传为影坛佳话。即便在日本电影前所未有的低靡时期1980年代,诸多名导无片可拍,资金匮缺,连黑泽“天皇”也不得不从国外寻找投资者的时候,市川的事业却如日中天,创作颇丰。他马不停蹄地投身东宝“巨片主义、一片主义”的文艺片大制作中。从《古都》(1980年)、《细雪》(1983年)到《映画女优》(1987年)、《竹取物语》(1987年)等片,反映了日本电影的最高制作水准。
  1915年11月20日,市川昆出生在日本三重县伊势市。自幼酷爱绘画,1933年以美工师的身份加入东宝JO摄影所,三年后转行导演助理,师从伊丹万作。1945年获擢升,最初主要拍摄以未成年人为受众面的儿童片、以及同伊丹万作一脉相承的社会讽刺喜剧。“文乐”电影《娘道成寺》是其处女作,这个由中国“白娘子传说”衍生出的古典鬼故事,记载于《今昔物语》中,是能乐、文乐、歌舞伎中的经典曲目。不过市川的本片并没有能够上映,倒是两年后的《东宝千一夜》、《三百六十五夜》(1948年)等儿童体裁的电影获得了成功。《糊涂先生》(1953年)、《亿万长者》(1954年)等批判社会现实的讽刺喜剧,也显示出市川的独到风格。
  随着1956年《缅甸竖琴》在威尼斯获得大奖,市川的声誉逐渐趋于稳定,这一年他也拍出了第一次令自己感到满意的作品--“电影族电影”《处刑的房间》。并且开始冲破体裁的藩篱,创作视野愈益变得宽阔。
  

战败后的日本电影
  日本战败后的1950年代,日本电影摆脱军部电影法桎梏,不再充当宣传工具,在盟军电影检查制度撤销以后,民众获得话语权,反战电影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今井正、木下惠介等社会派导演,正是此刻一跃成为大师。并很快又在接下来的新浪潮季节被新秀们极力反对。
  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市川昆顺应着时代潮流,在他的反战电影《缅甸竖琴》中抒发正义感和人道主义关怀。《缅甸竖琴》取材自竹山道雄带有童话色彩的同名小说,暗合市川对儿童电影题材一贯的驾轻就熟,可以说一厢情愿地描写了日本士兵与缅甸人民和睦共处、日本兵用歌唱巧妙化解战争危难等等童话般的世界。但是,幼稚与不真实构筑了呼吁和平的平台。市川把宗教资源充实到人道主义内涵中,主人公日本士兵机缘巧合地皈依佛门,从佛的层面上完成了个人式的救赎、忏悔、振救、承担责任,以及安抚战争亡灵的主题关怀。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1985年,市川重拍了该片。
  1959年改编自大冈升平同名小说的反战电影《野火》,由于成功体现了大冈升平的思想,使市川再度赢来一片喝彩声。《野火》与一般的反战电影不同,它是从内在的方面来描写战争,是从战争情况下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这一角度描写的。就好似把一个人放在最不人道的特定环境中,从而测量出这个人到底经得住多大程度的作人的考验,而战争正是进行这种实验的工具。
  作为社会派导演,今井正、木下惠介的创作风格被新浪潮一代导演极力反对,但是市川昆没有成为攻击目标,这一点,从他1956年涉足新浪潮前身--电影族电影的行动中已露端倪。
  1955年,学生作家石原慎太郎的小说《太阳的季节》获得芥川文学奖,1956年,日本影坛刮起了电影族电影热潮。在日活的古川卓巳把《太阳的季节》搬上银幕不久,市川昆紧随其后执导了另一部由石原慎太郎小说改编的电影族电影《处刑的房间》。在这部电影中,市川的感伤主义者的怜悯色彩寥无踪影。
  《处刑的房间》就像通常的电影族电影那样,描写了年轻人遭受挫折,对动荡的社会感到苦闷、迷惘,从而做出越轨行为和犯罪行为。甚至由于出现主人公给女大学生服下安眠药之后“迷奸”的情节,以及主人公遭同学长达15分钟的私人处刑过程,在当年饱受争议。但它与通常的电影族电影有所不同。以《太阳的季节》为例,虽然同为表现年轻人的反抗,前者只是漫无目的地盲目反抗,后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反抗实质;前者为典型的商业电影,商业动机明显,后者不是;前者反映的社会问题浅尝辄止,后者透彻分析了当时日本社会新秩序与旧规范的冲突矛盾。
  从《处刑的房间》开始,“愤怒的青年”形象第一次在日本银幕上亮相,随后日本新浪潮的电影舞台使他们更加活跃。实际上市川对该片的表现观念,后来在大岛渚一代的作品中保留了下来。《处刑的房间》助理导演之一,也是大映的新浪潮代表者增村保造。即便到了1990年代初,台湾导演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恐怕亦从该片中受到了某种启示。

到过这里的访客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