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因家贫没读上书而终生抱憾。所以我父亲（1915.7.20－－1997.4.6）到了上学年龄时，祖父努力供父亲读书。父亲的小学同学中，只有他坚持读到大学本科。在九一八战乱时，父亲在家乡种过一年地，后来进沈阳城内读书，最终毕业于日伪时期的奉天铁道学院。考铁道学院时，父亲的实际学历相当是初中，后来学的大同好像是日语学校。他的数学好，同学张志云的语文好，他们相互帮忙，都顺利过关。据大姐说，张家是辽南富庶人家，张学习成绩不算很好，考学时借我父亲的光，所以在上学时从经济上给予回报。

    父亲大学毕业后在通化火车站工作。一次一个日本人指使父亲做什么事，父亲因正与他人谈话，没听到这日本人说话，这人伸手打了父亲。父亲受到突袭，不堪凌辱，操起旁边一根木棒，抡向日本人。日本人转身逃跑，向日本站长报告，说父亲打了他。站长找父亲问，父亲据实回答：我没打他，他打我了。站长说：他比你年长，是你哥哥，打你是应该的。父亲说，我没有错，他不应打我。站长就让父亲回去了。

    这事被抗日联军知道后，一自称姓李的朝鲜人在饭馆（当时父亲一人去通化，常在饭店吃饭）接近父亲，问父亲是否知道列车载什么货、行车时间路线和押车兵力等情况，让父亲为他们提供情报。此后父亲为抗联提供了十几次情报。双方联络是到对方住处，用沙子打窗户，然后到野外传递情报，有时用纸条，看后当即毁掉，有时口述。这样，抗联杨靖宇部数次炸毁日寇军列，举世震惊。

    因立功，杨靖宇要接见父亲。在一个星期日，父亲乘火车到一个小站下车，就有人问，父亲说找马先生（杨靖宇本姓马），被告知往前面走，不远又有人问，经过几个人指路，在一个山坡处见到杨靖宇。谈了约一两个小时。杨问父亲能不能接近上层，父亲说同学的大哥是铁路警护队大队长，杨让利用这关系，不要顶撞日本人，要接近他们，和日本人打成一片。此后父亲用抗联给的经费，多次请日本人喝酒吃饭。

火车站的日文翻译经常狐假虎威欺负工人，一次，父亲告诉工人，不是站长说的，是翻译自己的主意。翻译就到日本特务组长处告父亲反满抗日，说别人不敢上山，父亲一个人敢上山。特务组长平时和父亲吃喝在一起，就找父亲询问，旁敲侧击，父亲看出特务头子已经怀疑。这时正是抗联极其困难时期，杨靖宇牺牲，头颅被割下来，用玻璃罩扣住，放在站长室。父亲见到大惊。站长不知父亲为抗联做事，说：你不用害怕，他已经死了。姓李的朝鲜人半月余不见踪影。

短时间内接连发生三件不利的事情，父亲决定让母亲带大姐大哥先回沈阳，大哥那时五岁，他回忆说，有在铁路线上干活的工人接应，乘上方便的直达沈阳货车尾车。父亲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值夜班时，悄悄搭货车回沈阳。到沈阳后不敢到铁路系统谋职，考到一家军需被服厂。据母亲讲，这段时间我家经常搬家，有时正在做晚饭，父亲下班叫一辆马车，立即搬炉子和饭锅等物品上车到新租房。父亲看到《盛京时报》刊登的有父亲照片的通缉令，知道一定会引起特务的注意。有一个晚上父亲发现有人跟踪，在某城门附近把外衣翻穿往回走，骗过尾随者。还有一次父亲发现有人跟踪，就走进一熟人开的眼镜店，在里面烤火取暖，外面特务冻了一个多小时后离去。店里人问，外面那个人是不是冲你来的。还有的特务敲诈，向父亲要钱。父亲告诉了被服厂的日本官儿，被服厂的头儿给宪兵队头儿打电话说：你的人欺负我的人。还有晚上到窗外敲诈的，也被父亲拒绝。被服厂福利不错，定期发啤酒给职员。在通化火车站请日本人喝酒，和在被服厂与人喝酒，应当是他四十岁后患严重的高血压原因之一。后来父亲遇到一有官衔的警察，发现是老乡，就交了朋友。父亲对他讲不要真心给日本人做事，两人成为知己，常到我家做客。渐渐地就没人找麻烦了。

直到解放后，通化地区的群众始终认为父亲是共产党人。解放初，曾有一中共高级干部到通化当领导人，要父亲到通化帮他肃清敌伪。父亲知道他同学的大哥是大汉奸，肯定得枪毙，不想得罪同学。这时铁路局调父亲到哈尔滨，要人的到沈阳为时已晚，就找了另外的人去通化。文化大革命中，大成站造反派罗织罪状迫害我父亲，却绝口不提父亲这段历史。可见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