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母亲去世一周年了。 母亲的去世是我们兄弟姐妹们没有预料到的。尽管那时母亲已满八十高龄，但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早晨或上午到外面散步，自己洗衣服等。起初，说是腰部受凉，二哥三姐找来频谱仪、药垫之类为母亲治疗。我们虽看出母亲消瘦，容易疲倦，常常想躺下打个盹，但都以为是她腰痛所致。 母亲刚强了一辈子。 母亲小时候读了不到两年书，五十年代初，参加扫盲班学习，听母亲说，斯大林逝世那天，哈尔滨刮黑旋风，她抱着一岁多的我去扫盲班，被卷到路边的沟里。大跃进年代，母亲一边做力工，一边学文化，记得那时她常常是把饭锅放在炉火上后就抓起《职工识字课本》来读。母亲学文化似乎没派上什么用场，但她勤奋好学的刻苦精神为儿女们树立了榜样。1984年，我们职工中专班学员到沈阳电校上实验课。一天中午回到家，我告诉妈妈，下午不去学校了，有作业。随后就和外甥、外甥女们谈笑起来。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妈妈问我：你作业写了吗？我听了不禁好笑，三十好几的我竟然还要妈妈督促写作业。这件事使我找到了一条重要答案：为什么无论在小学、中学以及三十岁以后读职工中专，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我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母亲劳碌了一辈子。 除了我的一兄一姊夭折以外，她养大了七个儿女。父亲有些年工作单位远，每星期回一次家，即使每天回家，父亲对家务也是从来不闻不问的。1958年，我的三个姐姐一个哥哥或已成家，或在外地工作学习，母亲说，带孩子带够了，到外面找点活干。那年她四十五岁，到几十里地外的一个铁路工程段做临时工，每天搬搬扛扛，最轻的活是给枕木刷漆。为了上班不迟到，她经常跨跃铁路和车辆，碰上呼啸驶过的列车，就慌忙伏在地上，免得被卷入车轮底下。记得那时候我们早晨天还很黑就起床，妈妈已做好了饭。吃完饭，妈妈赶乘通勤的火车，接着是二哥上学，最后是我和妹妹一起上幼儿园。火车站到我家要走25分钟的路，晚上天快黑的时候，妈妈回来晚了，我们就到路上迎她。回来后，妈妈还要做饭，缝缝补补洗洗涮涮。一年下来，妈妈平均每天睡眠不足五个小时。后来妈妈又到附近一家街道开办的小型铁加工厂上班，直至1964年秋，大嫂从北京把我的未满周岁的侄子送来让妈妈照看。从此母亲又开始了抚养隔辈人的工作。 母亲勤俭，且乐于助人。 我的祖父、外祖父年轻时都是村里最穷的，为了挣一份家业，他们省吃俭用，冬天穿不起棉裤，在单裤腿里面絮些棉花就过冬；吃饭时没菜，一只咸鸭蛋常常吃上半个月。这些生活习惯传给了我的父母以至我们这一辈人。我家人口多，几十年经济拮据，母亲打开手绢包计算买粮买菜的钱，在菜摊前犹豫不决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母亲经常给我们讲旧社会的事情，讲我的二姨冬天赤脚喂猪，讲我的祖父累吐了血，等等。三十年代末我家搬进城里，常有许多农村亲威进城，母亲总是招待他们很周到。二姑父原来家贫，又中年早逝，留下二姑和我的四个未成年的表兄，那时候好几口人住在我家，母亲从未有丝毫厌烦。在母亲晚年，每年都有亲戚们进城探望或为她祝寿。母亲五十年代初当过居民组长，在我最早的记忆里，她戴着红袖标在住宅区检查卫生。我家先后住过的几处铁路住宅，大多是两家共用厨房和厕所。母亲做家务时，共用场所的卫生大部甚至全部由她来完成，有时还把邻居家（称作“对面屋”）的厨具擦拭干净。 母亲1913年生于中国最普通的农村，但头脑中全然不存在封建迷信意识。她教我们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工作，此外，家中没有繁文缛节、清规戒律。母亲总是多看别人长处，多讲别人的好处，除了批评自己的孩子以外，从不闲谈他人是非。我每次探家，不用我问，就把我所关心的事情全告诉我，但从不讲自己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用一句时髦的话来形容，就是：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我们兄弟姐妹从没有因为钱或家里干活多少争吵过。直至母亲去世，我没有听到她讲过我妻子的一句不是。1973年秋以后，我在一个水库工地做民工，攒些零用钱，看到家里钱不够用，就给了妈妈几次。我和二哥、妹妹返城后，家中经济形势好转，母亲交给我一个存折，我以前交给她的钱一元不少全存在里面。1986年，母亲来到千里之外我的小家住了几个月。我所想的是尽一份孝心，而母亲想的却是实地了解我怎样生活。她私下对别人讲：“看看我这傻儿子在外面怎么过的。” 母亲去世前几日，我公事出差回家，见她明显衰老，便说，自己该做啥就做啥，该吃就吃，该睡就睡，保持自己的生活规律，别顾及他人，适当做些体育运动，活一百多岁没问题。母亲很勉强地笑了，说：“前楼那个老太太九十岁了，还能蹲着唠嗑好一阵呢，我都不行了。” 这是我与母亲最后一次谈话，因为要办公事，没能多谈。我原以为母亲起码还能活上五年，我还可以请她告诉我许许多多的往事。母亲不愿拖累儿女，始终隐瞒着病情，匆匆离我们而去了。母亲带走了许许多多的往事，还有她对任何人也没有讲的心里话。 安息吧，我的令我久久思念的平凡而伟大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