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熊和治学，严谨开放
那是一个国学大师尚存、一流学者辈出的时代。
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华东师范大学，就聚集了大批国学大师和一流学者。1951年，在华师大入学考试的卷子上，徐震堮先生看到了一首清丽的古体诗，惊为天人。这首诗的作者，就是17岁的吴熊和。虽然这孩子的数理化成绩不怎么样，徐师却果断将其收到了自己门下。在华东师大四年，除了徐震堮先生，施蛰存对吴熊和的影响也很大。
1955年，21岁的吴熊和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来到浙江师范学院古典语言学研究班，师从夏承焘、姜亮夫、陆维钊等星光熠熠的诸先生。这所院校，正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杭州大学。
毕业留校后，吴熊和专从夏师学词，并成为夏承焘的得力助手。师从一代词宗，对吴熊和此后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夏承焘曾有一句话：“笨是我治学的本钱”。他说“笨” 字很有趣，头上顶着竹册——册是串好的竹简，古代的书籍——就是教人要用功。读书没有捷径，不能取巧，只有下笨功夫。
这个“笨”字，吴熊和是继承了的。
吴熊和的弟子、如今是杭师大人文学院院长沈松勤回忆老师：博览群书，读书做学问，眼界极高，“先生跟我们说：研究唐宋词学，你要从先秦读到近代。要打通视野，才能取其一点。”
“他给研究生、博士生上课，主要教我们自己看书。看完了，到他家里，大家谈感受。我们大谈特谈后，他会故意提出不同意见，引起大家的争论，进行热烈的交锋。——这样的上课形式，比现在有用、有趣多了。”
“记得有一次上课，他把几届博士生都集中到一起，他说在暑假里读了两个月的书，有了一些心得，召集我们讲一下。他讲了一个半小时，我听了，几乎每句话都有振聋发聩之效，至今记忆犹新。其中听讲的两个方面成为我以后从事学术研究所时常关注的问题：一是学术与思想的关系，从事学术研究而缺乏思想，终究境界不高，仅有思想而缺乏学术根底，易游谈无根。其二是有关浙江学术的论述。他以为浙人古往今来都很重思想，且都具有超前意识，往往与时尚相左，要经过若干年甚至几个世纪以后，才为人们所接受，比如王阳明、黄宗羲、龚自珍、王国维、马一浮等。”
所谓“师承”，就是如此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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