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师恩如山

——痛悼恩师吴熊和教授

2012年11月2日下午3点半，我去看望吴老师。听说吴老师最近几天很不好，很是担心。我到吴老师家，师母正在打电话，说是有急事。吴老师躺在床上，插着氧气管，形容枯槁，嘴微张着，呼吸已十分微弱，脸上没一丝血色，近一米八的个子，盖着一条薄被竟显不出他的身形。我一阵心酸，强忍着泪水，走近吴老师床前，在他耳边轻轻地叫他，吴老师，我是郑广宣，我来看看您。他女儿也在边上叫着爸爸，但吴老师没有一点反应。师母说，他已经听不见了。据说人在生命的终点，听觉是最后消失的。也许吴老师能听见，但他已经没力气反应了，也许他真的听不见，因为师母告诉我，吴老师已经昏迷三十多个小时了，而且在病情恶化后，半个月来一直没有进食。我从吴老师的房间出来，师母告诉我刚才电话中说的急事是关于吴老师的后事，我说师母你怎么不跟单位联系，无论是学校、院系，还是吴老师的学生，只要你提出来，大家都会来帮忙的。师母说，吴老师有交代，他的身后事，不要麻烦组织，不要麻烦其他人，也不要搞告别等仪式，一切从简，我不能违背吴老师的最后的意愿。是的，这就是吴老师，他以他的学养和人品，给了学生、给了学界很多，但无论自己有多大困难，总是想着不找别人的麻烦，即使在他的弥留之际，仍然如此。看着吴老师枯槁的面容，听着他越来越弱的呼吸，三十多年来我所认识的、熟悉的吴老师的点点滴滴，涌上心来。

作为吴老师的学生，毫无疑问，我们是在课堂上认识吴老师的。大概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吴老师为我们讲授“古典文学”课程中的唐宋一段。天气冷，他穿一件中式棉袄，手里只有一本十三院校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而他讲课，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打开那本教科书的，他讲宋词，讲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讲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讲辛弃疾的“沙场秋点兵”，不管讲到哪一个作家的作品，他几乎都能一字不差的背诵下来，而且为了说明这一个作品的情感、心绪、风格以及作者的生活遭际等等，他总能信手在黑板上写出与此相关的诗词、文句、史料，那一笔行草龙飞凤舞，潇洒之极，几节课下来，同学们就被彻底征服了。在其他课上，总有几位同学在忙自己的事情，但吴老师的课没有一个人开小差的。我们正是在吴老师以及当年杭大诸多名师那儿知道了什么是学问，什么是学养，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文化人，从吴老师那儿看到了“上下求索”的屈原、“荷锄戴月归”的陶渊明、“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李白、“一蓑风雨任平生”的苏东坡的影子。我们也从吴老师身上找到了“儒雅”和“洒脱”等词语的形象注解。在听闻吴老师驾鹤西去的噩耗后，我们有同学说，“一蓑风雨任平生”，正是吴老师一生的真实写照。

而对我来说，受吴老师的教导和影响，大学的四年学习仅仅是开始，在后来的三十多年中，吴老师仍然引领着、指导着、影响着我，甚至可以说，我所策划、责编的几种有影响的图书，都是吴老师的具体指导和帮助的结果。

我毕业的时候被分配在省级机关。机关工作相对比较清闲，主要的工作就是搬文件。但机关的人际关系就没工作那么轻松，我始终适应不了同事之间不即不离、上下级之间唯官是听的氛围，再加上夫妻两地生活又不能解决，第二年，我就离开省机关，调入出版社做编辑。本来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吴老师知道后却大加赞赏，他觉得在这个唯官、唯权的时代，有人能从机关出来做业务，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在因此而受到父母、亲朋的责难和不解后，我从吴老师的肯定中得到了慰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出版社曾向杭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们组织了《高中古诗文助读》的书稿，吴老师也参与其中。这是一套高质量的古诗文普及读物，也是当时作者阵容最强的教辅读物。我进出版社后不久，这套书就由我接手，因此也多了与自己的老师再次接触、再次学习的机会。书稿多次重版，到本世纪初，根据高中语文教学日益功利化的实际，使用这套书的学校师生要求改版，包括注释要细，翻译要字字对应，尽量减少一些鉴赏的内容，等等。记得当时我们请平慧善老师修订吴老师写的内容，平老师就说，吴先生的文章怎么吃得消改，他的文章文气很足的，一删一改，文气就断了。从这一件小事，可以相见吴老师及他的学问在其他老师心目中的地位。

因八十年代初《唐诗鉴赏辞典》的出版，各地纷纷推出有关古代文学方面的类似图书，而古文方面的书还未之见。我就此向吴老师请教是否可以做一本《古文鉴赏辞典》，并希望他能出任主编。吴老师首先肯定了我的想法，同时推荐了更有资历也更有声望的徐中玉先生做这本书的主编，他自己则担任副主编，并协助主编承担了很多工作。《古文鉴赏大辞典》出版后获得了成功，再版重印多次，并在次年获得由读者投票的“全国金钥匙图书奖一等奖”。

《古文鉴赏大辞典》的成功，触发了出版社领导在这方面作进一步开发的想法。我又与吴老师一起探讨这方面的选题。吴老师觉得“鉴赏辞典”可以偶一为之，但要让图书产生久远的影响，应该在学术上做文章。我根据当时的出版现状，提出了《中国词学大辞典》、《中国诗学大辞典》、《中国曲学大辞典》的选题设想，并请吴老师担任《词学大辞典》的主编，但吴老师觉得这是一项词学研究领域的大工程，应该请这个领域有较高声誉的学者一起参与，他建议我邀请词学研究者相对比较集中的江浙沪三地，包括华东师大、南京师大、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杭州大学的学者共同参与其事，并且推举最年长的华东师大马兴荣教授为第一主编，而他自己则为第二主编。吴老师总是这样，团结学者同道，尽可能保证图书的质量和学术代表性，但在名利上他却从不计较。后来，我又请他主编了五大本《唐宋词汇评·两宋卷》，他统揽全局，规划体例，提出要求，同时还亲自做了一本，其中他设置并强调的“编年”、“考证”两个栏目，使这套书有别于先前出版的《唐诗汇评》，不仅资料丰富，而且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而《唐宋词汇评》的部分工作，则是吴老师身患重病以后完成的。《中国词学大辞典》和《唐宋词汇评》先后获得浙江省出版最高奖——“树人奖”，《唐宋词汇评》还获得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这里面凝聚着吴老师多少的心血！

1997年，我们计划编辑出版《王国维全集》，请吴老师担任《全集》的顾问，吴老师觉得这是一项学术盛事，对此欣然应允。并在我参与编辑《王国维全集》的十几年中，多次给予具体的指导。记得当我们的工作陷入困境时，吴老师跟我说，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们看书稿，我的小学功夫还是可以的。我当然知道吴老师的功底，但我怎么忍心让罹患沉疴的吴老师再操劳呢。

吴老师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人，我去吴老师家，吴老师的书桌上总是摊着他在看的书。记得一次他从美国探亲回来，桌上竟摊着《全宋词》的第三册，我惊讶对宋词烂熟于心的吴老师竟然还在如此孜孜不倦地读词，他笑着淡淡地说，已经三个月没看了，得看看。再看书的空处，密密麻麻地写着他的心得，有感想、有赏析、有考证，也有相关的资料。后来我知道，吴老师看过的很多书，都有随手所记的旁批，这些旁批，有不少就成为他文章中的内容。“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正是吴老师一生学术生涯的写照。

我们都知道吴老师治学严谨，他做学问要求言必有据，他的著作都是严格的考据、论证以后的产物，同时，他又十分强调著作和文章的思想，强调文章要有真知灼见，不玩概念，不说空话。他因此而专门给博士生开“中国思想史”的课程。他的代表作《唐宋词通论》能成为词学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除了研究领域的宏阔，体例的详备，论述的缜密，更重要的是在他的书中一个个具有指导意义的闪耀着思想光辉的学术观点，这些观点虽然不是颠覆性的，但都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并可以按他提出来的思路、规划继续探究的。

吴老师对学生，特别是对自己的研究生、博士生是严格的。记得一次我去吴老师家，他正在审读一位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厚厚的一本，密密麻麻的文字，估计有几十万字。我说这博士论文要写这么多，吴老师说，博士论文嘛，三十万字总是要的。1994年，我与沈松勤一起去桂林参加一个会，松勤说起有几篇文章交给吴老师，吴老师似乎不太满意，他也不敢拿去发。我说吴老师大概是按他自己的标准要求你，其实你发出来他也许就认可了。过了一段时间，松勤的一篇文章发出来了，吴老师很高兴地对松勤说，小沈，这篇文章不错。正是这种严格要求和热情鼓励，使他的博士生一个个学有所成，大多成了自己研究领域的专家。松勤的博士论文也获得了教育部首届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有幸几次与吴老师一起参加古代文学的学术研讨会，并且常与吴老师住在一个房间。会议期间，总有不少年轻学者慕名前来拜访吴老师，向吴老师请教问题，吴老师总是耐心地、不厌其烦地为他们解答。吴老师宣讲论文，他一般都是只讲自己文章的观点，从来不会因为与他人的观点不同而否定别人，与人争执。儒雅大度，谦谦君子，长者风范，是我从那些与会学者口中听到最多的对吴老师学识人品的赞誉。吴老师对前辈学者非常敬重，会议期间，他总会挤时间去探望那些老先生，我曾跟他一起去拜访过唐圭璋先生、程千帆先生、徐中玉先生、施蛰存先生。2003年，听说华东师大要举行施蛰存先生百岁华诞、徐中玉先生九十华诞的会议，吴老师不顾自己得恶疾三年多的身体，欣然前往。那次我陪他同去，记得火车下车脚就有点肿，可见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他仍然坚持活动的整个过程，还拜望了钱谷融等几位老先生。这也是吴老师最后一次外出。上世纪八十年代夏承焘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出版，九十年代《夏承焘集》出版，吴老师为整理夏先生的著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九十年代末《蒋礼鸿集》列入我们社的出版规划，吴老师亲任编委会主任，作为责任编辑，我又一次得到了吴老师的具体指导。我跟吴老师说，有些事情你可以叫年轻人做，吴老师说，老师的事情我责无旁贷。

吴老师对自己的朋友也是关心有加。2005年上半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唐宋词通论》的责任编辑吴战垒因病去世，本来他打算去参加告别仪式，并要我安排。考虑到吴老师身体这么不好，怕他在那种场合悲伤过度，就找了个借口没让他参加。过了一段时间，我打电话给他，他在电话里带着哭腔跟我说，他已经哭过三次了。北方一位学者做了一套《全宋词》的评注，辗转托人请吴老师出任顾问，初时吴老师并不愿意，但情面难却，被算是默认。出书后，对方寄来一笔稿费，吴老师却全部退了回去。吴老师就是这样，对学生、对老师、对朋友，甚至对那些并不熟悉慕名而来的年轻学者，他总是那么重情重义，唯恐有什么不周之处，但从来不需要他人的回报，更不愿无功受禄，收受没有付出劳动的“酬劳”。

吴老师与师母伉俪情深，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师母。11月2日下午我去看吴老师，师母对我讲，吴老师最后的话，就是要儿子女儿好好照顾妈妈。

吴老师走了。他没带走什么。但他留给我们很多。他的学问，在一部部论著中仍标杆于学术界；他的学养品性，他的人格魅力，会久远地影响着所有接触过他的人；他的睿智，他的儒雅洒脱的形象，永远活在学生的心中。

愿吴老师安息！

                                                                                                  学生  郑广宣 泣书

                                                        2012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