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忆双亲 ——写在爸爸百年冥诞，妈妈九十年冥诞的2012年 刘汉宜 今年（2012年）是爸爸刘绶松诞辰100周年，妈妈张际芳诞辰90周年。 他们辞别人世，永诀亲人，已经43年了。 他们是一起走的。 那一年（1969年）我二十一岁，正在湖北天门乡下当知识青年。 爸爸妈妈的身影在我已经满头白发的头脑中继续渐行渐远。 光阴这把筛子，几十年摇过来摇过去，筛掉了多少细节；岁月的流水，流淌冲刷淘洗，抚平了几多痕迹。 现在来回忆，仅仅剩下一些碎片，就像是梦醒之后，恍惚依稀的梦境。 爸爸曾经告诉我，说我很小很小在大人怀抱的时候，听见大人说月亮，就知道抬头看天，听见说猫猫，就知道低头在地上找。夸我小时候就聪明。 小时候，爸爸喜欢带我们出去游玩。特别是喜欢过东湖去玩。也就是去东湖风景区旅游（只不过当时没有旅游这个说法吧）。 那时候从珞珈山去东湖风景区没有陆路好走，要经水路过湖。东山头下边就是小码头（现在的风光村）。很多渔民也兼做摆渡的生营。我们一家周末出游，是要包一条木划子的。大姐从外地回来，一家人要去东湖；大哥一家周末回来，也是经常去东湖的。所以，我们家留下来的老照片，不少都是在东湖风景区拍的。 在东湖风景区，爸爸妈妈是坐在藤椅上喝茶，说话；我们则是到处乱跑，疯······ 有机会的时候，爸爸会带我们出远门。由于留下照片，所以我知道自己还有姐姐（渝宜），东宜，我们跟着爸爸去过杭州和上海。是在1956年吗？爸爸在杭州带我们徜徉在西湖边，还去了岳王庙，灵隐寺，虎跑泉，在六和塔看见了钱塘江大桥······。后来又去上海，住在大姐家。爸爸带我们去过虹口公园，那里好像是有鲁迅先生的像。带我们逛过南京路，进过“永安公司”（是不是后来的“一百”？）。还带我们去过外滩的24层楼的国际饭店。并且带我们上到14层，在那里吃过东西。吃的什么，不记得了。但是记得从14层楼往下看，路人像蚂蚁，汽车像火柴盒子。这是我第一次上到这样的高度，那一年我八岁吧？ 在上海，爸爸带我们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爸爸坐在中间，我和东宜站在两边，二个姐姐站在爸爸身后。大家都很精神。摄影师一丝不苟，上前为爸爸整理衣服，弯腰把爸爸的裤缝拉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时候去上海只有水路好走。也就是坐长江上的客轮。我记得和爸爸坐过一次下水的轮船。但是我不记得有姐姐和东宜。我记得船到南京，要停船加煤（那时候还是蒸汽机，烧煤）。加煤要4个小时！。爸爸就带上我，坐一辆三轮车进城。那一天太阳很大，一路上都是白晃晃的，路也是土路，到城门（？）的时候，已经4个小时过半，要回去船上了。南京城也没有逛成。 从上海回武汉也是坐船，要几天几夜的时间（？）回来好像也是“江顺”号轮船。那个时候江轮是江字打头的。有“飞江新，快江华”的说法。后来都叫“东方红”了。江顺也是大船。水面以上有4层。有各种等级的仓房。我不记得我们住在几等仓了。只是记得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把筷子伸到别人的盘子里夹菜，闹了一个小笑话。这主要是因为从小在家里吃饭，桌子上的菜都是可以吃的。而不是桌子上还有陌生人的菜饭。爸爸没有批评我，只是给人家道歉而已。 所以，我不记得我是和爸爸几次去上海了。为什么我的印象中没有和姐姐，东宜一起坐船呢？ 小学4,5年级的时候，大姐在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进修。这一年暑假，爸爸安排我去了一次北京。我是一个人乘火车去北京的。 这一次留下的记忆是大姐带我到了北京动物园，还到了北京天文馆。开学以后，我写过一篇作文，记叙游玩北京动物园。魏老师表扬了这篇作文的，我就记住了。 后来，爸爸在北京参加编写《中国文学史》。过暑假的时候，要我到他那里去过。那一年是1963年。我上初一了。 武大中文系的李教授要去北京，顺便带上我。李伯伯是卧铺。我是硬座。所以还是我一个人度过那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旅行时光。 到北京站，李伯伯有语言所的人来接走，他安排我坐上一辆出租车，给司机交待清楚就走了。出租车把我拉到爸爸在北京的住地（中央党校的招待所），可是我没有那么多的钱付车费。爸爸去火车站接我还没有回来。是和爸爸一起编书的北京大学的老师（我记得他叫樊骏）帮我把出租车费交了。 这件事情，爸爸后来批评了我，问我为什么没有在火车站等他？ 后来妈妈知道了，批评我更厉害一些。我想，从北京站到颐和园旁边的中央党校招待所，出租车费不会少啊！更可能是他们觉得，我这么个小孩子，坐出租车在身份上是不合适的吧? 那一年暑假，我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爸爸要上班，只有在周末才可能陪我活动。他要我买一张颐和园的月票可以自己就近去颐和园玩。所以我对颐和园比较熟悉。 爸爸和我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有一个合影，那个时候，我已经和爸爸一样高了。 有一天早上，爸爸在招待所路上碰到一些人，有人和他打招呼。爸爸对我说，这是崔嵬伯伯，演过《宋景诗》《红旗谱》的。现在他们在颐和园外湖拍《小兵张嘎》，你可以去看看怎样拍电影的。那一次他们的车已经挤不下人了。崔嵬后来到爸爸的房间看望爸爸，对我说，拍电影的时候不好看的，一个镜头有时候拍很多次，会感到没有意思。 爸爸带我进城看过一次京剧。在长安大剧院，是杜近芳和袁世海出演的《霸王别姬》。那一次没有看完就提前离场。因为再晚，就没有回颐和园的公交车了。在北京爸爸还带我看了昆曲《晴雯》，爸爸说昆曲好听好看，一个是词写得“雅”，二个是唱腔好听，三是载歌载舞。我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看《红楼梦》的原著，对林黛玉的动不动就哭，生气，小心眼，很不理解。看了《晴雯》，对这个美丽的丫环，敢爱敢恨，热情开朗，留下很好的印象，而对于另一个丫鬟袭人却嗤之以鼻了。 其实，在武大的体育馆，在小学的时候，就看过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有这些，可以理解是爸爸安排的对孩子艺术修养的熏陶。 爸爸自己是喜欢京剧的，家里有几大本的京剧剧本的集子（可能也是爸爸的工具书）。爸爸从收音机里听京剧，常常陶醉其中，其乐融融。 从我自己有电视机开始，每一次收看京剧节目，我都会想到，如果爸爸还在，能够和孩子们一起在家里看戏，会有多高兴啊！后来换彩电，屏幕越来越大，戏唱得越加好看，很多老剧目都出来了。我就更会想起爸爸在那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前听京剧时沉醉的神态，痛惜爸爸妈妈的早逝！ 在北京的时候，爸爸还带我去逛故宫。特别是那一次参观了故宫正在举办《曹雪芹诞辰200年展览》，一幅巨大的曹雪芹的画像，和故宫雄伟的宫阙一起，给我留下深深的记忆。 在北京的日子里，爸爸带我在颐和园一个园中园里，拜访过住在那里的武大校长李达；到城里拜访过住在社区里的武大前校长徐懋庸；到和平饭店去看望过住在那里的湖北省委宣传部的部长密加凡，爸爸带我参加唐弢先生在北京新疆餐厅的宴请。记得那一天，我第一次喝了啤酒，虽然只喝了一口，虽然掺了一些汽水，但是还是感觉非常难喝。新疆餐厅大圆桌上洁白的桌布给我的印象同样鲜明，记忆到如今。与之对应，爸爸带我去北京的武汉餐厅吃过小笼汤包，同样记忆深刻。不是记得汤包怎么好吃，而是那里的桌面，地面到处都是油腻腻的，和我们武汉的汤包馆是一样的格局。 爸爸还带我拜访过一户人家，是晚上去的，好像是中央党校的什么人。他的家里有一台电视机，正在播放篮球比赛。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电视机播节目！（读小学的时候，在一个同学家里看见过电视机。但是那个时候武汉还没有电视台，就没有看过电视节目。） 我自己老了以后，回想爸爸带我参加这些活动，主要的目的是要我见世面，长见识，可惜我辜负了爸爸了！ 我的几个弟弟，爸爸都分别带他们出去过，珞宜在冬天和妈妈一起去过北京，东宜还去过青岛，去过庐山，武宜去过庐山，和群宜一起跟妈妈去过北京。 爸爸妈妈这样做，让我们从小就看见祖国的大好河山，对我们当时的成长有重要的影响。 我有了孩子以后，体会爸爸妈妈的心思，也注意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出去旅游。武宜两口子这一点做得最好，不但是把自己的儿子（刘迟）带出去玩，还带上兄弟们的孩子，一起去旅游。虽然他们长大以后，不一定记得当时的情景，但是对于他们当时的成长是大有帮助的。 小时候的事情，还记得爸爸被蛇咬过一次。并且与我有关。是一个星期六，上学的路上发现一个狗獾子的窝（洞），下午放学的时候，经过那里，就抓住一个小狗獾子。带回家，在房子旁边临时给它做一个窝。晚上学校小操场有电影，我们小孩子都“自带小板凳”去看电影了。电影演出中，突然广播加“幻灯字幕”找人，要学校的小车司机马上送病人去医院。看完电影，回到家，发现家里灯火通明，不似以往黑灯瞎火，感觉不对劲。上楼才知道是爸爸的脚被蛇咬了。已经去医院救治过了。一条腿发黑，肿得很吓人。才知道是天黑以后，屋外有狗獾子叫唤，爸爸出去查看，被毒蛇（蝮蛇）咬了。 这是我贪玩调皮闯下的祸，害爸爸遭这么大的罪。爸爸并没有责怪我。两个星期以后，爸爸的腿才消肿，才能下地走路。还好没有什么后遗症。 小时候，爸爸常常是在家里工作（不用坐班）。到下午下班的时候，爸爸就会招呼我们和他一起“去接妈妈”。和孩子们一起沿着环山路，往西山头的方向，去迎接下班的妈妈。有时候一直走到好汉坡，在那里等妈妈。 我的孩子长大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去“接妈妈”。现在，我孩子的孩子也到了四，五岁了。我的孩子在下班以后，经常叫她的孩子“一起去接爸爸”。我听见这样的呼声，心头震动，我的姑娘隔代遗传了她爷爷的做派哦！ 小时候，严格说是读小学的阶段，常常会在爸爸的书房流连。爸爸看见我喜欢摸他的书，就说，“你来做我的图书管理员吧。”告诉我这个工作就是如果有人借书或者还书，就要做一个记载。还要帮他整理书架。爸爸的书很多，书架书柜都是满满的。经常是整齐的，不需要我来整理。我也从来没有一次登记过什么人借书还书。但是，我对于书，注意和亲近，日益浓厚。能看书的时候，爸爸藏书中的中国小说，慢慢的都看过了。爸爸没有反对我大量的看闲书，可惜的是，爸爸没有指导过我的阅读。好读书不求甚解，长久以来停留在关心故事情节的阶段。我对家里有这么多书，印象很深，习以为常。认为一个家，就应该有书籍。一路走过，风雨历程，喜欢书的情怀不改。当了知识青年，爸爸妈妈去世以后，我从武汉家里搬了一些书到乡下。后来奶奶也去了我下乡的地方，“带着奶奶去插队”的时候，搬去有限的几件家具，其中就有一个书架。总是放在我的床边，上面总是摆放几层书籍。其中也不乏农作物种植技术方面的书。 在天门当了七年农民以后，又回到武汉当了工人。有了工资收入，新华书店也有书可买了。我开始了买书。结婚的时候家俱中没有书柜，就请木匠来“打”了一个。后来一个书柜不够了，就又“打”一个。在那个机械厂宿舍区，有两柜子加一架子书籍的家庭（不单单是工人家庭），几乎是没有的。后来只身南下打工，仍然继续买书，读书，一直到现在，书籍都是我的好朋友。这一点也影响到我的女儿，她也喜欢买书，读书，很令人高兴的。 看着我的这些书，常常会想起武大一区二号二楼爸爸的那一间书房。那一架子一架子，一柜子一柜子的书。后来，这些书的大部分在被运到学校图书馆以后，我们也就把它们捐给学校了。还有一些，是散失了。 想起那些书，常常会想起爸爸在书房里坐在书桌旁的身影，耳边会响起爸爸在书房给研究生上课时候的声音。几个研究生环书桌而坐，爸爸抑扬顿挫的声音会传出关闭的房门。有时候声音很大，不像是只有几个听众，而像是面对大庭广众一样，我想，这就是全情投入吧？ 我小时候。爸爸写他的第一部著作《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的时候，是常常开夜车的。晚饭以后，他就一个人搬到吃饭的那个小房间，对我们说，他要跳窗户出去开会（那个房间只有一个朝向山坡的窗户），然后就把门紧紧关起。我们都信以为真，认为爸爸真是跳窗户出去开会了。也不再寻他玩闹。这就是爸爸不在书房写作的主要原因。 我们小时候，爸爸经常到外地去的。他回来的时候，总是会给我们买一些东西。我记得在上幼儿园的时期，喜欢画画，爸爸就带回一些画画的书本，还有一些玻璃奔马，瓷器猫猫等等工艺品，帮助我学习画画。 长大一些，就开始集邮了，爸爸也很支持。常常会在北京集邮公司买来不少邮票（还有不少外国的邮票）。我们的集邮册，都是爸爸给我们买的。几个兄弟人手一册，爸爸都题了字的（也是免得我们打架） 我一直集到文革前，集到乡下。我至今都认为爸爸妈妈支持我们集邮，是没有经济投资这个意识的。他们是希望我们有好的兴趣爱好，可以通过方寸邮票了解大千世界。 爸爸妈妈去世以后，日子过得很艰辛，我也就把集邮的事情看淡了。邮册散失了一些，后来回城，居无定所，常常要到哥哥家打扰，就把剩下的几本邮票，又都送给哥哥了。 倒是现在，我的女儿每年都要买一本年册，家里又有了一些邮票。只是没有了过去那样的兴味，不像我当年读中学，一点零花钱，几乎都花在买新邮票上了。 说到上中学，我还是爸爸的校友！ 我在武大附小毕业，考入当时的武大附中。后来又恢复武汉市14中学的校名。14中的前身是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爸爸是该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1933年）。我在14中校史简编上查到爸爸的名字：当时用的是刘寿嵩，而不是后来用的刘绶松。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的堂兄刘守曾，还有我的老同学锡庠的父亲张永安。张永安先生后来也是武大的教授，是爸爸在中文系的同事和朋友。 我到14中上学，是住读。14中在武昌昙华林，是一个偏僻的所在，不通公交车，到学校报到是要搬铺盖行李的，我那时还不能胜任。是爸爸送我去校学的！ 在大东门下了公交，爸爸叫了一辆三轮车。从大东门到小东门再到粮道街，鼓架坡，云架桥，穿街过巷，才到了昙华林14中。我没有想到，爸爸还有一位当年的老师在学校。爸爸去拜访了他。爸爸那天见到的老师姓谈，谈话的谈。这个姓很少，所以我记住了。是教过爸爸化学的老师。我那天也看见谈老师了，感觉谈老师很老很老了。我入校以后，就再没有看见过这位谈老师了。 后来，我在14中一共七年（1962——1968），爸爸再没有回过他的母校。他是放心的把我交给他的母校了吧。实际上，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同学的家长都没有来过学校。不像后来，我到女儿读书的中学参加好多次家长会。那也是，如果学校经常要开家长会，爸爸妈妈五个孩子，要开多少家长会呀，还上不上班啊？ 对妈妈的印象更是淡了。 妈妈生我不久就得了乳腺炎。那个时候（1948）好像正是爸爸失业，家庭很困难的时候。妈妈没有钱去好的医院，只有去不收费的教会医院看病。治疗的结果是妈妈的双乳一共开了十几刀。我小时候曾经看见妈妈那刀痕累累的乳房，这是妈妈因为我而遭的难，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记忆中，妈妈有一段时间生了肺病，在家休养。搬到三楼（阁楼——也就是后来他们一起自缢的地方）去住，和我们有所隔离。我为什么记得这个事情，是因为我记得妈妈在那里贴过一张地图，是宝成铁路的示意图。这张图是妈妈订的杂志《地理知识》附送的。铁路在崇山峻岭中穿过很多山洞，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妈妈曾经是地理课的老师，影响我也喜欢地理。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买各种地图（册），也是《中国国家地理》（《地理知识》是他的前身）杂志的忠实读者。这大概是妈妈给我的一个长久的影响了。 还有一件事情，我也记得清楚。有一天晚上，东宜弟的肚子突然痛起来，在床上打滚，十分痛苦。爸爸不在家。妈妈背起东宜就往武大卫生科跑。我那个时候还背不动东宜的，只有拿个手电筒跟妈妈一起走。妈妈在环山路上走走跑跑，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也没有放慢脚步，还不停的安抚东宜。快到西山头的时候，东宜说他的肚子不疼了。妈妈才松了一口气。我们没有去卫生科，回家一点事情也没有了。就是把妈妈累坏了。事后分析，可能是胃痉挛。东宜趴在妈妈背上，肚子（胃部）贴着妈妈的背脊，在路上上下颠动，起到按摩的作用，痉挛缓解，疼痛就消失了。 妈妈对我的另外一个影响是：妈妈年轻的时候（准确的说是读中学的时候）是田径运动爱好者。妈妈是短跑选手，参加过省级的运动会。得过名次的。妈妈身材很高（有1.7米以上），腿也长，是那个材料。妈妈有不甘落后的进取心。这些，妈妈都影响到我了。我也热爱田径运动，是学校的田径队员。跑步很多年，但是没有妈妈那样的成绩，没有到参加省级比赛的水平。 妈妈批评我最严重的一次是我买了一双鞋子——老回力。学校田径队，篮球队，很多高手都有一双老回力。这种高帮白色的球鞋，是当时最“酷”的鞋子了。我参加校田径队以后，梦寐以求，反正后来是买了一双。妈妈很不高兴，甚至发了脾气，严厉批评了我。这双鞋子在当时是很贵的，要十几块钱吧，而当时，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是九元！ 是谁满足了我的这个虚荣心呢？我不记得了。那一双鞋子穿了很多年，补了很多次······ 三年困难时期，身处少年的我是和爸爸妈妈奶奶一起经历的。我们在城市里生活，没有看见饿死人。但是我们也亲历了匮乏和饥饿。每个人的粮食定量是很低的，又没有副食品，没有油脂，常常处在饥饿状态。家里买了一些陶瓷钵子，按照每人的定量来蒸每一餐的饭，严格的定量管理，严格的计划供应。哥哥嫂子周末回来，吃了饭，是要交粮票的！ 我们也实践了“瓜菜代”的指示。肚子饿，好在还有瓜菜代！山下柯家湾的农民大量的种菜瓜（速生，高产的作物），会挑上山来叫卖。我记得是吃了很多菜瓜，是生吃的。小学的最后二年，就是在吃不饱中捱过来的。 我的印象里，我们家厨房除了烧煤球的炉子，还有一个烧柴草的灶。我们放学以后，会拿上耙子和麻袋，到山上去扒一些松针（毛），松果回来，作为烧灶的燃料，补充煤球计划供应的不足。 进了初中，国家还在困难时期。学校的伙食很差。主食常常是一钵水煮蚕豆，高粱糊糊，或者一个黑乎乎的大麦面馍馍，没有什么菜吃，甚至吃过湖里捞出来带刺的水藻当菜。看不到荤菜，没有油水。爸爸妈妈还有奶奶，他们一定是担心我的营养不够，想办法给我带菜。每个星期天到学校的时候就炒一些“腌菜肉丁”，用一个大一些的玻璃瓶子装了，让我带到学校，补充营养。后来还把用过的扁扁罐头盒子加工改造成带盖子的容器，方便我带菜，一直到情况好转。 后来有“加拿大面粉”了，学校每个星期六中午会蒸一次白面馍馍。一个4两，又大又白，真是爱人啊！我和很多同学一样，舍不得吃，下午放学带回家去，和家人一起分享。可惜这些，一点点细节都不记得了。 进初中以后，班上开始流行吹口琴。那时候，口琴也是不好买到的。我给在北京的爸爸去信，请他在北京给我买一个口琴。让我可以“消磨时光”。后来爸爸回信，严肃批评我的“消磨时光”。具体是怎么骂我的，现在是一句都不记得了。但是，“消磨时光”这四个字，我是从来不说了。就是我明明是在消磨时光，我也不把他说出来，偷偷地，心有愧疚的消磨一下好了，免得爸爸骂我。 但是爸爸还是给我买了一把口琴。自己看着说明书学，跟着老师同学学。慢慢会吹简单的曲子，慢慢的会打拍子，慢慢的参加我们班上口琴队的合奏了。这是在爸爸的支持下，我学会的唯一的一门乐器哦！（其实不能叫学会，只能是会吹响吧）。爸爸是一点音乐细胞都没有，一个“东方红”都唱不好。所以我们兄弟的音乐素养也是一塌糊涂的。 爸爸更重视的是外语。爸爸自己的外语不是很好。有一段时间说是要考博士学位，爸爸还攻了一些时候的英语。后来这事不了了之，我也没有看见爸爸再弄英文了。但是对我的俄语，爸爸倒是很上心。初一就有俄语课。爸爸就在一区五号请了一位武大外语系教俄文的陈老师做我的家教。（哇，那个时候就有家教了啊!）陈先生是研究普希金的专家。我每个星期天要去他家二个小时。背我的俄语课文给他听，由他纠正我的发音。这个家教坚持了很长时间。后来学校组建舢板队，星期天到东湖练习划舢板，就是因为要上俄语补习，没有参加成。所以我的俄语发音是很准确的，但是始终没有学习的热情（也有语言天赋的因素吧？）文革一来，一切都不了了之了！ 爸爸是中文系的教授，却从来没有看过我的作文。也没有指导我怎么写作。也没有要求我们背什么古文古诗。在我的印象里，爸爸有一次给我讲过一篇诗词。现在还记得的是一句“橡实逛饥肠”。好像是杜甫的诗句。几十年了，为什么记得？因为爸爸讲得声情并茂，对人民生活的困苦深深的同情。还因为珞珈山上有很多的“橡实”，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东西，所以就记住了，连同爸爸讲解时候的神情。 爸爸曾经要求我练毛笔字，给我买的字帖是柳体玄秘塔帖。我临了一段时间，没有坚持下去。所以我写字是没有根基和功力的。后来在文革中大字报写得不少，成了大字报体。 爸爸没有要求我们学文科，也没有要求我们学理科，他是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 文革降临的时候，我已经18岁了。本来应该做一个明白人，哪知道却是鬼迷心窍。 言必称“高举”，行定要“紧跟”，完全投身学校的运动。真的以为世界归根结底是我们的。一心要捍卫，一心要打倒，一心要成为事业的接班人。除了没有了生活费，需要回家去向爸爸妈妈要，就基本上不回家了。 完全不关心爸爸妈妈的处境和遭遇，也没有关心弟弟们的情况。我不知道爸爸是怎样捱批斗，遭体罚，甚至于回家的时候都没有力气走上山坡，要用双手帮忙爬上去呀！（这是武大的子弟当时目睹并帮助了爸爸，以后告诉我的！）； 我也不知道小弟弟从树上摔下来胳膊骨折，他好了我还是不知道。（这证明我会有多么长的时间没有回家啊！） 直到后来，爸爸妈妈去世以后，我检讨自己的过失，有同学告诉我：有的武大子弟在自己的父母挨批斗的时候，就站在自己父母的旁边或者身后，表示对自己父母的相信，关心，支持或者保护！我听说以后，对比自己，更是悔恨万分！惭愧万分！ 我不但没有关心，安慰处在逆境中的爸爸妈妈，我实际上是和爸爸妈妈“划清界限”了！ 1968年11月底，我下放天门农村，当知识青年去了。在生产队拼命干活，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走“很有必要”的道路。 1969年的春节，是从天门回到家里过的。谁知道这会是我们和爸爸妈妈一起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呢？ 在我当年的日记本上，居然没有一个“年”字。看不出一点“过年”的气氛。我们在家里，一些活动是到山上砍树，做成扁担带到乡下用，砍藤条做成箢箕的弓子，也是要带回乡下用，挖树苗，要带回乡下种······。就是没有和爸爸妈妈谈一谈心，问一问他们需要我为他们做一点什么！我从乡下回来的时候，是带回不少生产队送给我们的年货。这是我引以为自豪的地方：这几个月我是干得不错的。也是我向爸爸妈妈汇报的实物。这坚定了他们把武宜弟安排到我那里去插队的打算。谁知道，这也是他们安排“后事”的一步棋？ 那一年的春节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和爸爸妈妈一起团聚了！ 我下乡以后，弟弟们也陆续下乡。我没有想到，在1969年初，那个严寒的冬天，我们的爸爸妈妈在他们人生最后的一段时间里，过的是怎么样的日子！ 东宜弟保存了爸爸妈妈在1969年元月（春节前）分别写给他的二封信。前两年东宜把这二封信给我看了，并交给我保存。 读了这二封信，我难过得几夜不能入睡。尤其是爸爸在信中说到同时也给我写了信。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更别说保存这些信件了。 爸爸妈妈在那一年的严寒中，身处那样严酷的社会环境和生存环境之中，我却一点也没有感觉，一点也没有体会他们的悲惨的处境。在回家过年的日子里，没有一句安慰他们的话，没有做一件帮助他们的事情！在严寒里，我这个儿子，没有给自己的父母一点点温暖！甚至于一点点温情！ 爸爸妈妈离开我们几十年了。我们也渐渐老去。 几十年来，我常常生活在悔恨之中，忏悔之中。可能会到永久。 我也常常回想爸爸在他的信中对东宜的嘱咐，要我们兄弟多互相关心，多多来往。我也努力这样做。 希望到我去见爸爸妈妈的那一天，我的惭愧会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