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师中有“五老、八中”的说法。“五老”中如刘永济、刘博平都是一级教授，其他也都是教授，从年龄上讲他们属于老前辈。“八中”中的程千帆、周大璞，胡国瑞当时多是四十岁上下，职称则参差不齐。“五老、八中”是当时中文系师资力量的中坚，颇为当时人们所称道。

    刘绶松五十年代就被评为教授了，时当中年。但是他既不属于“五老”，也不属于“八中”。他讲授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从外校调进来的。

    刘绶松(1912—1969)，原名寿嵩，笔名宋漱流，湖北省洪湖人。他的父亲刘星阶是清末的秀才，他在约8岁时随家迁居武昌，在武汉读完了中学。他在1935年转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此后曾经在重庆教中学，又曾在陕西西北工学院任国文讲师、副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湖北，在湖北师范学院任副教授、教授。1949年9月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先后任讲师、副教授。1956年5月，他被批准加入中共，同年晋升为教授。文革时期遭到批判，1969年3月16日在家中与其妻张际芳同时上吊自杀身亡。1978年被“平反昭雪”。

    我于1962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时，绶松先生正是春风得意、名声显赫之时。当时他被抽调到北京，担任统编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副主编(主编是唐弢)，一度也曾给我们年级讲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程。我当时正是班上这门课的课代表，所以与刘先生有些个别接触。刘先生圆圆的脸厐，戴一副金丝眼镜，说话轻言细语，总是带着笑意，完全是慈眉善目的学者风度。单从外表上，完全看不出他有任何人生的坎坷、悲伤与凶险的先兆。

    1949年以前的事不去说它了。1949年他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生活似乎打开了一扇光明之门。然而不久，他就遭遇到第一个重大的打击，土地改革中洪湖的农民突然找到珞珈山，将他五花大绑地捆走了。刘绶松被捕一事立刻轰动了珞珈山。传说他的罪名是参与了收租，并且有血债，事后证明这些都是些捕风捉影的事情，不能成立。大约当时的武大当局颇为努力，最后刘绶松得以从牢中释放出来，还恢复了他的教职。

    我想刘先生是被吓破了胆，他从此一心一意地跟党走，绝不敢有半点别的心思。他的政治表现应该是无懈可击，所以很快他便又奇迹般地入了党，提了教授。1955年，他的第一本论文集《文艺散论》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956年他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他政治态度积极并且获得组织充分信任的明确的证据。

    在今天看来，刘先生是完全按照中共党的意愿在写现代文学史，他写的是左派的文学史。在他的书中，所有一切不符合党的原则与路线的作家作品不是大加批判，就是故意视而不见。又因为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宣部副部长，实际上掌管着文学界，所以他得听周扬的。然而恐怕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文革中会批“周扬黑线”，这一下他便“在劫难逃”了。

    文革中有一个“一打三反”运动，运动中武汉大学开了一个“宽严大会”。所谓“宽严大会”，是运动当局震慑、分化敌对分子的一种手段，在会上当场宣布某人从宽、某人从严处理。宣布从宽处理的，自然是老实认罪、彻底坦白的人。在这场“宽严大会”上，刘绶松的妻子张际芳被宣布为“宽大处理”的代表，也就是“将(历史反革命)帽子提在群众手里”，视其表现如何而定。

    张际芳本是中央大学教育系毕业生，抗战中曾经担任三青团区党部的干部，当过中学教师。抗战本是国共合作时期，一个当时的女青年会有多大的事呢?现在“宽大”了，还是要将“帽子提在群众手里”，随时可以被戴上的。大会后的当天晚上，他们夫妇就将一张床竖起来，两人面对面地吊死了。

    当时我正在军垦农场劳动，对于珞珈山上发生的事情毫无所知。后来回到珞珈山，对于刘绶松夫妇自杀一事也不能理解。因为说到底，他们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对于运动一向又都是逆来顺受，如果他们再忍耐一段时间，“被解放”是迟早的事。我曾就此事向人询问，一位教授夫人对我说：“刘绶松是被吓死的。宽严大会后，刘绶松到(中文)系里去，一个工宣队师傅对她说：‘张际芳从宽处理了。你要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不要落个从严处理!’他回去后，就在阁楼上两个面对面吊死了。”这位教授的女儿则说：“我想刘伯伯是对现实完全绝望。张伯母虽然批判、辱骂自己，但不是真心的。虽得到宽大处理(帽子提在群众手里)，但她的内心一定非常痛苦。他们又都是极爱面子的人，感到未来没有前途，所以就上吊了。张伯母刚从宽处理，他们就双双上吊而死，他们的行为也是一种抗议。”

    在那个法制遭践踏、是非被颠倒、人权遭凌辱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处境的险恶、心态的悲凉、对于现实的绝望，在刘绶松夫妇之死上充分地显现了出来。刘绶松夫妇离开人间已经41年过去了，珞珈山上这曾经的一幕似乎被人们完全遗忘了，这尤其使我感到深深的不安，感到难以挥去的忧伤。 (201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