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追·思
 
                                                                谢遵祥

                                                                                    　
    父亲走了，3月25日22时，威严而又慈祥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这天早上，天空中突然飘起了漫天的鹅毛大雪，母亲望着窗外的大雪，告诉我们这叫桃花雪，是预示丰收的征兆，你爸爸看见一定会高兴的。父亲建国后大部分时间是聊城地区分管农业的主要领导，他一辈子最关心的就是农业和农民的收成，有好的年景，他比谁都高兴。
　　我的父亲谢惠玉1920年9月出生于茌平县温陈乡谢天贡村，我的爷爷在父亲三岁时因病去世，父亲七岁时奶奶含辛茹苦把他送到本村私塾读书，父亲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辍学回家帮奶奶种地，生活的艰辛，使父亲从小就懂得孝敬我的奶奶。
　　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缘于父亲的族叔谢鑫鹤（建国后曾任中共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委书记，轻工部常务副部长），鑫鹤爷爷比父亲大不了几岁，他爷俩从小就对脾气，鑫鹤爷爷1931年在山东第三乡村师范读书时开始接触党的进步思想，1932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聊城地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鑫鹤爷爷毕业后回到家乡的还驾店小学教书，以此身份为掩护宣传党的主张，开展地下工作，父亲在十五六岁时，就为鑫鹤爷爷跑交通，1937年5月父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村党支部书记，可以说鑫鹤爷爷是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七七事变”拉开了中国抗日救亡的序幕，1937年11月，父亲参加了由我党和范筑先将军（时任聊城专员，原西北军爱国将领）联合组织的抗日先遣纵队，1938年12月，父亲18岁时担任了中共博平区委宣委兼县武工队队长，后来父亲进入抗大一分校受训，1941年6月父亲不足21岁就担任了我党抗日根据地张秋县三区区长，残酷的对敌斗争让父亲进步很快，他也从一个庄稼汉成长为一个双手打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武工队长，并带出了一支坚强的抗日队伍，1942年侵华日军华北总司令冈村宁次调集数万名日军和大批伪军，对我晋冀鲁豫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我抗日根据地和党的武装受到重创，张秋县的抗日武装几乎损失殆尽，面对残酷的环境，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开始动摇了，甚至有人投敌叛变了，可父亲当时领导的三区队却没有一个变节投敌的，三区武工队也成为我党在张秋县唯一整建制的抗日武装，后来上级党把四区的残存武装也交给了父亲，并以此为基础重新组建了张秋县武工队，任命父亲为县武委会主任，父亲临危受命后很快拉着队伍，在恶劣的环境下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积极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很快打出了我党抗日武装的威风，当时张秋县的汉奸司令郎豹武，原本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投靠日本人后更是坏事做尽，他在张秋残杀了大批的抗日人士，可这个杀人如麻的恶魔只要听到三区长来了，吓得立马就溜。
　　为鼓舞我抗日军民的士气，父亲常独自化装到据点附近伺机消灭日伪军的有生力量，一次，张秋县城的两个日军骑着大洋马准备到附近的据点去，这两个日军刚出城就被化装成拾粪老农的父亲盯上了，父亲利用一片小树林作掩护，双手同时开枪，两个日军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就被父亲同时击毙栽落于马下，等县城的日伪军鸣枪追来时，父亲早就骑着缴获来的大洋马策马远去了。由于日军战线拉得过长，当时日军在一个县城中的驻军就是一个班，父亲这一次漂亮的伏击就报销了他们约五分之一的兵力，消息传出我抗日军民士气大振，为此上级党组织事后奖励给父亲一只在当时极为珍贵的勃朗宁手枪，这只手枪跟随了父亲大半生，我小的时候，常见父亲有空时就拿出来擦枪，他擦好枪后会看着枪上淡淡的烤蓝，再拉开枪栓听着手枪撞针清脆的撞击声，脸上自然地溢出一丝恬淡的笑容，离休后他才恋恋不舍地将手枪擦拭干净按规定上缴。
　　父亲常说，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克敌制胜、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父亲是从黄土地走来踏上革命征程的，他懂得农民，也了解群众的疾苦，他一生始终和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父亲常说当年我们闹革命时，共产党处于弱势，要不是群众豁出命来支持、保护我们，自己恐怕早就没命了，不仅如此，要是没有群众从自己嘴里省出那些少得可怜的粮食，共产党的那点地下武装饿也饿死了，因此父亲一生对群众都抱有感恩之心，他也与众多的群众结下了生死之交。记得文革开始后，父亲当年的房东，现河南范县夹河乡郑三里村的郑广普大爷，得知父亲受冲击的消息后十分挂念，那时广普大爷已近八十高龄，他还是叫孙子骑自行车带着他一路颠簸一百八十余里，专门来聊城就是为了看望父亲一眼，我那时年幼，看着广普大爷花白的胡子抖动着拉着父亲的手垂泪时，还不懂为什么一个老农会对父亲有这么深的感情，父亲说，抗战时有好几次都是广普大爷一家豁出命来，把自己藏在夹皮墙中救了自己，广普大爷告诉我，这江山是你父亲他们这一辈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能为百姓豁出命来，老百姓也就以他们为依靠，自然也就有了过命的交情！
　　父亲从战争年代走来，自然深知这其中的道理，所以他一生心系民众的疾苦，他在任时这样，离休后依然如此。2000年前后，聊城市区为整治城市环境，准备取缔旅游景点一些个体照相的业户，这些人多为下岗群众，真要取缔，他们就断了生路。父亲上街买菜时得知了这一消息，这时他离休已经十几年了，可他了解了情况后，不顾家人的劝阻，步行来到聊城县委（现东昌府区委），向县委领导说明实情，县委领导十分重视，很快召集有关部门协调解决了这件事，经营业户被统一组织起来，经过整顿，颁发证件准许有序合法经营，这样既保障了这些业户的利益，同时也保障了城市环境整治的顺利进行，这一情况是一次我回家开车拉着父亲看市容时得知的，记得当时父亲在古搂前一下车，就被那些业户激动地团团围住，他们抢着拿出相机要给父亲照相，父亲笑着谢绝了，事后父亲说他们都不易，咱不能因为帮人家说了句话，就去沾别人的光，这样就给党抹黑了。 
父亲深知共产党打江山，要实现革命的成功，每一步也离不开民众的支持。1949年3月，解放战争进入了攻坚阶段，我党颁布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令，当时父亲在寿张县任县长，他接到了冀鲁豫军区黄河司令部的指示，要寿张县政府十天之内在黄河上的孙口搭建能通过汽车的大型浮桥，帮助解放大军渡过黄河南下，这可是在黄河上亘古未有的壮举，此时地方上大批干部已跟随二野大军南下，人手十分紧缺，父亲接到命令后没有丝毫的迟疑，亲自带县里的人员跑遍了全县的每个乡，发动群众卸下自家的门板，拿出盖房用的木料、秫秸，捐出一百八十多条大船来搭浮桥，就在他们一切准备妥当要搭建浮桥时，黄河上游突发桃花汛，波涛滚滚的黄河水顺着河道奔流而下，就在人们看着大水感到为难时，波涛汹涌的黄河河道中间竟鬼使神差地被冲出了一块“鸡心滩”，有了河滩作依托，搭建浮桥的进度明显地加快了，只用了五天的时间就搭建起一座可以让炮车顺利通行的大型浮桥，当四野的先遣部队提前三天开来时，他们没想到地方上已提前把浮桥修好了。群众看着解放军的汽车牵引着重炮开上他们亲手搭建的浮桥时都拍着手笑了，都说这是天意，“黄龙”这回也显灵了。父亲说显灵的不是老天，也不是黄龙，而是咱全县的百姓，没有全县百姓的齐心协力，哪能在几天之内就筹齐这么多的门板木料，筹齐八十万斤秫秸和四十万斤小米，搭好这座浮桥呢？老百姓就是共产党的天！
　　正因如此，父亲始终心系民众，终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正因如此，他十分珍惜党和人民赋予自己手中的权力，从来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为自己和家人或亲属谋私利，后来父亲担任地区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副专员，是地区主管农业的最高领导，可他从来没有给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批过一袋化肥，没批过一分钱的农田改造资金或者水利基金，老家的干部亲属来了，他会在家里好好招待，但绝不会去为他们谋取不当利益，为此他也得罪了一些亲朋，说他不讲情面，可亲朋家中确实有困难，他会拿出自己的工资来帮他们。
　　父亲不光自己这样，也从不允许家人去沾公家的光——哪怕是一分钱。父亲在临清工作期间，县委和县职工俱乐部仅一墙之隔，县城不大，时间长了我们家人与职工俱乐部的人员也熟悉起来，一次我二哥放学后看见职工俱乐部放日场电影，他隔着铁栏杆翘头向里张望时，把门的工作人员认出了二哥，就放他进去了，事后父亲得知此事，主动拿出二分钱的电影票钱给人家送去，职工俱乐部的领导感到很为难，说就二分钱的事，再说电影已经开演了，就算收钱也不应该是全票的钱，几分钱的事，何必这么认真？父亲说这不是多少钱的事，而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他告诫职工俱乐部的同志，今后不准再让孩子进场看不花钱的电影，二分钱虽然不多，可这光不能沾！
　　父亲何止是不沾光，就连上级来人需要招待，他也都是从家中拿酒，在招待所加几个菜，当然加菜的费用每次都是他自己掏腰包。跟他出差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只要是跟他出去，这吃饭结账的事情一准是抢不过父亲的，他下乡不准白吃村里的饭，吃了一定要按照规定付饭钱，每到付账时父亲都会说我的工资高，比你们都富裕，可当时的实情是我们家中的生活并不富裕，直到文革后，那时父亲的月工资一百二十几块钱，他和母亲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就是一百六十多块钱，家中十几口人，加上几乎每月都有亲属来，这样实际用到家人身上的平均每人每月不到十块钱。父亲离休后，他的这种作风依然没变，每到夏季，他在门前看到市政府机关的清洁工打扫院子累得满头大汗时，他要么招呼人家到家中喝水，要么从家里拿出茶叶送给他们。
　　父亲对别人从不吝啬，可自己却十分节俭，他工作时期的衬衣几乎都是打过补丁的，那时家里人多钱少，他舍不得轻易给自己添件新衣服，一件呢子大衣还是在五十年代做的，平时他舍不得穿，被称作是压箱底的体面衣服，每到梅雨季节他怕放坏了，都会让母亲拿出来晾晒。我们兄妹几人上学时都是穿着补丁衣服，多是哥哥的衣服留给弟弟，姐姐的衣服留给妹妹，就连一般干部家中的孩子也比我们穿得好。
　　在我印象中父亲有一个搭在马背上的帆布褡裢，那个褡裢可以放进两床被褥，还能再放些衣服、书籍，父亲说这是他做了寿张县长后才置办的，原先在战争年代连这样一个褡裢也没有，人到哪里，哪里就是家。1965年7月，父亲再次回到聊城专署任副专员，从临清往聊城搬家时，全部家当只用了一辆两吨半的嘎斯车就够了，父亲说这就很好了，当年出来参加革命时，谁也没想着要置办什么家业。建国后五十年代初期实行供给制，吃的用的都是公家供给，后来实行工资制后，我们全家随着父亲工作的变化，经常搬家，每到一地，用的都是公家的一些旧家具，搬家时只有被褥和几个盛放衣服的木箱子加上锅碗瓢盆是自己的，这些家当搬上大车，家也就搬走了。
　　父亲从解放战争时期就担任县级领导职务，他当时的交通工具先是骑马，后来有了自行车。父亲在范县担任第一书记时，县委有一辆上级配备的美式吉普，后来他到临清工作时，县委同样也有一辆美式吉普，可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几乎没有用过汽车，那时县委的汽车多数时间都停在机关，父亲下乡都是和机关上的叔叔一起说笑着骑车下乡，后来再回到地区担任领导时，家中还是有一辆公家配备的自行车，文革后父亲再次出来工作时他年事已高，当时家在聊城的老城住，行署机关搬到了新区，按规定他可以用车接送上下班，可他依然喜欢骑自行车，所不同的是这时用的自行车是自家买的，有时我去三中上学，他还会带我一段，路上看见熟人，他都会笑着主动跟别人打招呼，看到一些老同志他还会主动下车过去嘘寒问暖，当时我好奇，父亲为什么放着汽车不坐，父亲告诉我，骑车好啊，这样和大伙没有隔阂，要是坐在汽车上，一道车窗就把自己和群众隔开了…… 
父亲是一个不计名利得失的人，建国前他就在聊城这片热土上为着民族的解放和革命事业奋斗操劳，他在职务上属于晋升不快的人，他从1956年4月就担任聊城专署副专员，到1984年9月离休时还是副专员，可他对此从来没有任何抱怨，他常说，想想那些在战争年代牺牲的战友，自己已经十分满足了，职务不管高低，只要能为群众做事这就够了。
　　父亲是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领导，1953年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来又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党内上层领导的头脑有些不冷静了，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不切实际地提出几年“赶美超英”的规划，当年中央号召大炼钢铁，父亲作为范县的第一书记积极响应，亲自带队到莱芜炼钢，在莱芜的荒山野岭中风餐露宿，一住就是大半年，就在父亲带队在莱芜大炼钢铁时，一场浮夸风在全国蔓延开来，留在县里主持工作的领导惟恐落后被“拔白旗”，也跟着喊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这种不切实际的浮夸风给当时的农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加上天灾人祸，就出现了后来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各地都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后来上级纠正“刮五风”的错误时，父亲作为县里的第一书记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因此他受到了行政降职降级的处分，一些了解实情的同志纷纷为父亲鸣不平，觉得父亲受了冤屈，可父亲却说自己作为县里的第一书记自然应该承担责任，没什么好辩白的，更没有理由去推诿责任。
　　有权时父亲对工作敢于承担责任，不推诿、不扯皮，没有权力时父亲同样如此，文革中后期父亲在地革委农林水办公室做副主任，当时为解决引黄灌溉问题，在东阿县的位山修了引黄闸和引黄干渠，因为黄河水沙多泥多，黄河水必须经过沉沙后再引水。当时有几个村子的土地被征用修建了沉沙池，由于补偿不到位，被占用土地几个村子的群众十分不满，他们多次到地区上访，别人都推的推、躲的躲了，父亲当时是作为靠边站的干部被结合进班子任副职，自然手中没有实权，可父亲没推也没躲，他把上访的群众接到办公室，耐心地给群众做工作，上访的群众见达不到目的，索性在办公室里住了下来，父亲从家里拿来被褥，送来饭菜，上访的群众终被父亲的诚心所感动。事情也得到了圆满解决。
　　后来，父亲做了地区主抓农业的副书记副专员还一直惦记着这件事，那些解决了问题的农民有一年过年时，专门骑车给父亲送来了他们在黄河里打来的鲤鱼，父亲因此也与上访的群众结成了朋友。
　　在父亲一生的从政经历中，他随着建国后党的历次运动起起伏伏，动荡不定，顺境时，他不骄不躁；逆境时，他不抱怨不懊悔，就算是被冤枉，错误地受处分，他也能冷静对待，就连文革他被批斗靠边站期间，他也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党忠诚的信念，他多次告诫家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自身修正能力很强的党，党也会犯错误，但是我们的党会很快地改进自身的错误，这就是一个1937年入党的老红军战士，对党忠贞不渝的情怀！
　　父亲走了，前来吊唁的人一连三天络绎不绝，邻居郝大娘在父亲的遗像前哭得泣不成声，大娘对我们说你父亲是个好人，大娘的老伴也是地区的领导，老伴去世后，她每月只有不到三百块钱的遗属抚恤金，大娘说，你父亲什么时候见了我，都会拉着我的手说，嫂子，用钱告诉我，家里有事给我说，我家里孩子多……
　　父亲走了，父亲战争年代的警卫员——友芳叔在父亲的遗像前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大哥啊，你咋就撇下我们走了啊？友芳叔从十几岁就跟着父亲出生入死，父亲对他比对我们都好，可父亲在位手中有权时，却从来没帮友芳叔在职务晋升方面说过话，后来友芳叔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资历，当上副县级领导干部的，友芳叔对父亲也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反而对父亲一直是敬重有加……
　　父亲走了，他走得很安祥，当晚，子夜时分，我和大哥、二哥、弟弟，两个妹夫一起去殡仪馆最后为父亲送行，看到父亲就像睡着一样。当天早上的鹅毛大雪早已烟消云散，此时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没有一丝云彩的夜空中，这真的应验了母亲早上说的，父亲看到桃花雪一定会高兴的，他一辈子在聊城的这片热土上奋斗操劳，老百姓的事比他自己的事都重要，临走时老天垂顾，送他一场桃花雪，让家乡的农民今年再有个好的收成，我想，这时父亲在天上一定是看到了，所以，当晚的夜色才会这样美，月亮才会这样皎洁……
　　父亲走了，虽然父亲在位时没给我们做子女的谋过一己私利，可父亲却给我们留下了无穷尽的财富——他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怎样做事，父亲，您放心地走吧，我们知道，您是爱我们的，只是您的爱是一种无言的大爱，您不善言表，也不会把爱字挂在嘴边，但是，我们知道您是一位好父亲，是引导我们终生走正路的表率，更是我们引以为豪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