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　　 　

　　顾名思义，“经学”是研究古代经书的一门学问。我国的经书由最初的五种演变到“十三经”，皓首未必能穷经，因此是从娃娃抓起的。人到中年，刘先生追随他的顾老师整理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也是最难的一部经典。顾先生善于搜集资料，凡他写过的论文，他人再增加几条资料都很困难。刘先生继承了这一作风，到京后正值身体健旺时期，花了半年时间跑北京市的图书馆和旧书店，搜集群经所能见到的各种版本情况，用卡片记下来，回来与宋明至今各种书目及文献著录相对勘，撰成《尚书及群经版本录》；刘先生所在的中华书局藏书甚富，藏有历代石经图书、图录、拓片，加上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处的石经图书等资料，刘先生撰成《历代石经》。又据顾先生所藏和中华书局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及所能复制隶古定写本原照片、影印本、缩微胶卷本，撰写《尚书隶古定写本》。上述资料，都汇集到1997年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尚书源流及传本考》。1989年和1992年，刘先生到日本讲学，又搜集到一些珍贵资料，已出版《日本的尚书学与其文献》一书。刘先生的《尚书学史》是《尚书》研究者的必备著作，曾获院级大奖。此书也是顾颉刚先生整理《尚书》的计划之一。 　　

　　顾颉刚已为整理《尚书》确定了体例，并且有样板文章发表。所谓体例，即校、释、译、论四项。“校”即校勘版本，“释”即注释字义，“译”即翻译成白话，“论”即考证历史事实。刘先生于1999年完成《尚书校释译论》，与顾先生一起署名。诚如刘先生在书首所说：“历时30余年（1963～1999），备经交困以撰成此书。”《尚书校释译论》早已是学术界的一大悬念，出成170万字的大书，无疑代表了当今《尚书》学的最高水平。我国典籍浩如烟海，如果真像顾、刘二先生整理《尚书》那样下一番真功夫，我国学术界的学风尚不至浮躁如此。

　　古史

　　2000多年来，经书独尊。读书人从小读经、信经，离经等于叛道。从清代开始，渐有一股化经学为史学的趋势。民国以后，受西方现代研究方法的洗礼，经书变成史料的一种，可以说是由天上回到了人间。刘起釪对《尚书》《左传》《周礼》这几部大经都有深入研究，为他的古史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1941年，古史辨派干将童书业先生为《古史辨》第七册作序，总结“《古史辨》发展到了现阶段的大略结论”，遗憾的是《古史辨》出到第七册就划上了句号。刘起釪继起再考，将自己的古史论文集取名《古史续辨》，其中如《我国古史传说时期综考》，受到香港国学泰斗饶宗颐先生的高度评价。搜集史料乃古史辨派所长，刘起釪的古史研究体现了他搜集材料的功夫，他一再勉励年轻人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 　　

　　1992年以来，中国学术界流行“走出疑古”，矛头直指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所谓“疑古派”，刘起釪撰写长文予以反驳，充分显示了他对古史辨派的热爱。

　　历史地理

　　中国人号称是炎黄子孙，这当然只是就远古较大的炎帝、黄帝两大族系而言，忽略了东部和东南一带庞大的鸟夷族系。鸟夷族系无论从分布之广、还是人口之众，都不比炎帝、黄帝两大族系逊色。炎帝、黄帝两大族系发源渭水流域，互相通婚，本质上属于西部文明。鸟夷族系发源于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本质上属于东部文明。这东、西两大支文明构成了中国文明的中心，因而中国古史的舞台以北方为主。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文献记载，关于南方文明都是少而又少。古人长期把南方误会为一片汪洋大海，或者将南方想象为神秘的地方（天子向明而居）；这是一种认识误区，而不是意味着南方文明本身是一片漆黑。刘先生秉承顾颉刚东西方两大族的主张，大方向是对的，但对于另一大族鸟夷族有误解。刘先生主张北方有一支鸟夷（冀州），南方一支鸟夷（扬州），把鸟夷的范围缩小了。实际《禹贡》原本必然都是鸟夷，哪有那么多夷人住在岛上！鸟夷只是以鸟作图腾的族群。鸟夷族的大本营在东方，扩张的方向是向西，很可能已经到达陕西东南的丹江、汉水一带。 　　20世纪80年代，刘起釪结合山西陶寺遗址的新发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然后东进河南。由于积数百年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力量壮大，才一举东入豫境，击败鸟夷有扈氏之族，建立了夏王朝，都阳城（河南登封告城镇）。很可能夏人的发祥地还得往西寻找，估计在渭水流域。 　　

    刘起釪对《禹贡》地理的考证继承了顾先生的大方向，在《文史》发表了好些大文章，备受日本《尚书》学权威池田末利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