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2日的中午，可能会成为我今生最为悲痛的中午。在律师事务所刚吃完盒饭，正要把饭盒扔到垃圾箱里，手机响了，是初佩君大姐。接起电话，初大姐说：“杨光去世了！”我本能地问到：“为什么呀？”初大姐哭着简要地介绍了有关情况。
     我跌坐在椅子上，所里的律师询问情况，想不到不少人知道城市晚报的杨光，知道“杨光热线”！向艾杰、杜红旗、杨九屹通报噩耗时，他们均震惊无比，与杨光同班的艾杰甚至认为是开玩笑。
      一个下午，我没有心情干什么，尽管有几个要开庭的案件急需准备材料。临下班时，又给初大姐打电话，其实是希望听到杨光复活的好消息。然而，大姐告诉我，已经送到龙峰殡仪馆了！呜呼！
       几天来，与杨光相识于北大、相处于吉林的点点滴滴不时浮现在眼前。其实，我尽管与杨光、艾杰、杜红旗、杨九屹等均于1989年毕业，但我却是他们的师姐，我是1984年入学，后因病休学一年赶上了与他们一起毕业（当然也赶上了那场“风波”）。所以，在读书期间与杨光不认识。但我与杨光同班的山西人杜英姿当时是好朋友（忘了是怎没认识的，杜现在在人民日报工作），听说我要回长春（因为“风波”，原定的在北京的单位那年不接收应届毕业生，我被长春日报社录取为记者），英姿说，我们班的吉林人杨光也回去，到吉林日报社，你们认识一下吧。于是，英姿领我见了杨光。只记得当年的杨光很瘦但很健壮，典型的东北男孩。一聊，知道我们定的同一趟车离校。就这样，1989年的7月31日，我和杨光一同告别母校，登上了开往长春的列车。在车上，杨光说他找不到吉林日报社，也不知报社会不会派人接。我因为此前去长春日报社时就注意了吉林日报社的位置（当时二个报社都在人民广场周围），自告奋勇地表示如没人接我可以送他。不巧车晚点了二个多小时，第二天车到长春站我们走出检票口时没有看到报社的接站人员。我们只好坐上六路公共汽车，在人民广场下车后，我先把杨光送到了吉林日报社。就为此，杨光一直说是我送他上的班。
         尽管都在新闻单位，但因杨光当了编辑，我是记者，所以工作后见面的机会不多，只是节日里电话互相问候。但在每期的《东北风》专刊上看到“编辑杨光”时都感到亲切，也常常听到一起采访的吉林日报社的同行对杨光编辑的《东北风》的称赞，知道他的同事们敬佩地称他“杨北大”。后来，杨光告诉我他去了城市晚报，并创办了“杨光热线”，每期的“杨光热线”，让我看到了杨光作为新闻人敏锐的眼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北大才子横溢的才华。每每有人提起这个栏目，我都会自豪地说，那是以我们北大人命名的！我做了律师后，杨光遇到法律问题时常咨询，接他的电话时我常开玩笑问他又在编什么，他总是爽朗地笑着答：“瞎编呗！”有时杨光也派记者到律师所采访，那些记者对杨总编、杨北大的认同和敬佩真是溢于言表。
       吉林日报社的讣告对杨光短暂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介绍杨光的诸多业绩，但有一项却未提及。那是杨光任城市晚报执行主编时，城市晚报社曾参与了为迎接2008北京奥运会的大型群众性项目“奥运舵手” 选拔吉林赛区的承办活动。碰巧的是，“奥运舵手”的总策划人、当时北京太和传媒销售总裁肖朝君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当年我们班我们二人考上了北大法律系。应杨光的邀请，2007年春天，肖朝君来了一次长春，我们在“皇觅楼”饭店痛快淋漓地聊到午夜，也再次见识了杨光的学识、幽默和对北大校友的深情。2011年元旦后，肖朝君的哥哥在长春开设了赖茅酒专卖店，而我们法律系的一个同学吴清波是赖茅公司的股东，故在专卖店开业时，肖朝君、吴清波都来到了长春，在长春的北大校友初佩君、杨光、杨九屹、徐怀武、张凤军参加了开业庆典。当时，我和杨光都穿着红色的衣服，在校友们照了合影后，初大姐还单给我们两个红衣校友照了合影（这一事件在吉林校友网校友会新闻中有报道）。当晚，杨光和城市晚报的副总编左道做东，肖朝君、吴清波、杨光和我又一起吃了火锅，饭后他们去唱歌，我因第二天开庭就先回家了。这几天我总在想，当时如果知道不到一年杨光就匆匆离去，我肯定会与他们一起尽情狂欢的！
        杨光不仅是好记者，也是好爸爸，好丈夫。因为送孩子上课，我们几次在新东方学校遇见，谈起女儿，他总是满脸笑容。一个多月前的晚上，他打电话说他妻子参与编写了一套英语教材，让我帮着审查一下版权合同，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爱和责任感让人感动。杨光已去，相信他的妻子、女儿会坚强地生活下去！
       杨光，一路走好！如果有来世，我们还做北大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