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生：我们很长时间把诗歌当成一种政治舆论的工具。“文革”结束后，人性逐渐复苏。诗歌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涌现出北岛、顾城、舒婷、江河等年轻诗人。当时由北岛、芒克等人创办的的民刊《今天》也非常活跃。当时《诗刊》对《今天》也是比较支持的。每次《今天》印出来后，北岛就把它带到《诗刊》来，我们就把它一页页张贴在墙上。我们当时也把发表在《今天》上的一些诗歌发表在了《诗刊》上，比如舒婷的《致橡树》、北岛的《我不相信》等。

　　在1980年左右涌现出了朦胧派诗人。当时，诗歌圈内出现了两种声音，有批判的人，也有支持的人。我们《诗刊》的态度是比较开放的，认为这是种新诗体，应该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条件。在1980年的四月号，《诗刊》就推出了“新人新作小辑”，集中刊登了15名新人的作品，八月号的“春笋集”又有15名新诗人登台亮相。

　　新世纪：当时《诗刊》达到了巅峰状态。

　　王燕生：在1979年、1980年的时候，《诗刊》的发行量是50万份，数量非常惊人。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诗社，非常活跃，年轻人对诗歌充满崇拜之情，非常愿意参加诗歌的活动。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大学都非常活跃，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这是个特殊的年代，现在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诗刊》搞过一次诗歌评选，返回来二三十万的选票，现在能有三千份就不错了。当年，我们在首都体育馆、工人文化馆和首都剧院举办诗歌朗诵会，每次都有上万人参加，座无虚席，人们热血沸腾。

　　后来随着省级文学刊物的增加，特别是1985年以后，逐渐地瓜分了一部分读者。现在诗歌已经冰冻不止三尺了。诗歌的空间被挤兑到很小的空间，诗歌刊物都存在着生存问题，而很多文学刊物都已经不发诗歌了。在西方国家，诗歌同样也是受冷遇的。

　　新世纪：现在“青春诗会”还在继续举办，作为“青春诗会”的参与者、见证人，你对其中的变迁有什么体会？

　　王燕生：我刚刚参加完22届青春诗会，这次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恶搞诗歌事件和写诗软件。网民对诗歌的关注是一种假关注。

　　当然，现在仍然有些真诚热爱诗歌的人，对诗歌充满热情，把诗歌当成心中的一片圣土。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对诗歌充满信心。有呼吸、有脉搏、有心跳的地方就会有诗歌，有生命的地方就有诗歌，这点是不会改变的，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