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燕生相识已经27年了，蓦然回首，往事历历在目，让人慨叹时光流逝之速。我仿佛看到他们坐在面壁的办公桌前，披阅诗稿，给人一个背对他人、俯案劳作的剪影。那是1977年《诗刊》复刊后，在国家出版局一楼的办公室里，他留给我的最初印象。不知为什么，这个背影的印象颇深，或许，一个编辑就是这样一坐多年，耗费心血，直到颅发如霜，日日为他人做嫁衣的命运写照吧。

　　那时我们都在《诗刊》当编辑，家也比邻而居，两人都是当兵的业余作者出身，日日相聚，声气相闻，自然比常人亲密了很多。以后两次搬家，或门当户对，或上下一层之隔，先后相邻二十余年，该是有缘。直至五年前我另迁新居，两家依然电话不断，并时有相聚，可我再也闻不到他家里常常飘出的炒辣椒的香辣气，似乎生活中也失去了那种浓烈的滋味。

　　在《诗刊》编辑部，燕生是位公认的好编辑。他的案头总是清清爽爽，每天百余份来稿，他都及时审阅。初淘、细读、选编、退稿复信、精心删改、看校样、复读，日复一日，敏感、精细而有耐心。经他之手，《诗刊》发表了很多诗人的代表作，无数新人的成名作，以及一些诗人的获奖作。尤可称道的，是他对业余作者所倾注的极大热情，对那些有基础和潜力的作者，每一份来稿、退稿他都登记造册，有一点儿进步，他都复信予以鼓励。这种对诗的挚爱，对作者的认真负责，对工作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成为编辑的楷模，我想，在就我所知的文学编辑中，也是为数不多的。故我在1981年调离《诗刊》之时，曾给常联系的作者写信或打电话，告诉他们以后可与燕生直接联系，因为他是让作者放心的编辑。

　　燕生对诗歌界的贡献，还在于他具体主持了五届被称为“诗坛黄埔军校”的“青春诗会”。如今已是大名鼎鼎的舒婷、王小妮、顾城、江河、叶延滨、杨牧、梁小斌等，都是上世纪80年代初首届青春诗会的成员，曾是燕生这位诗歌“教头”及班主任的学生。诚然，写诗不是能教出来的，但诗会的创造性氛围，以及作者与编者的真诚与相互理解，那种历史性的聚会，无疑是锦上添花。而燕生不辞辛苦，从论诗改稿到生活起居，无微不至地关怀乃至无话不谈地交流，让青年诗人感受到既是师长又是朋友的双重情义，继而是敬重和相知。燕生是个重情感而又喜欢热闹的人，历届青春诗会的参加者几乎都和他成了朋友，常常音讯不断，即使出国者也会打电话或写信来。他的家是常常请客吃饭的，所请的人多为青年诗人和业余作者，其时他必亲自下厨，做几个譬如糖醋排骨、虎皮扣肉、珍珠丸子、炸藕盒之类的拿手菜，随后捧出好酒来，与大家一醉方休。这样的聚会，我也常常参与，我甚至知道，他并不宽裕的住房还时有这样外来的客人留宿，可见他对诗人朋友的热情之深。

　　其实，燕生不仅是个好编辑，也是个好诗人。他80年代去西藏归来所写的一批“回旋曲”，曾让批评家雷达先生惊异，并写出了评论文章。他退休之初所写的组诗《散淡的闲云》，颇具诗性意义，短小、纯粹而又深刻，在《人民文学》发表之后颇受好评，并被选入多家选本。只是他诗笔较为吝啬，所写不多，大多的精力都献给了编辑事业，以致诗名被编名所掩。

　　就编辑工作而言，能动笔写东西并非坏事，一个写作上的高手更能敏感地领会作品的微妙处，删改作品大抵也不会把作品改坏;即使不写作品的编辑也应当是个好的评论家，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作品，看出作品的潜在意义来。燕生的《学诗十二忌》曾被多家刊物和电台转载及连播。他不告诉写作者如何写，只说明不应当怎样写，给人以启迪。那是他多年编辑经验和写作体验的总结和升华，和那些只有借来的空洞理论、与写作不沾边的文章相比，无疑是更加实际、更有操作性的文字。

　　如今，燕生已是“散淡的闲云”了，退休之后虽也时有诗歌活动，还不时收到作者来稿，他仍一如既往地回复或推荐，但他毕竟不必坐禅一样地上班看稿，于是乎他便纵情诗酒、长夜手谈，不时与诗友与昔日的弟子相聚。酒酣耳热之时，难免一吐块垒，消散胸中积郁;于长夜在棋枰上搏杀，不觉东方已明。或许是他真诚对人之故，朋友与一些往日的弟子也真诚对他，想和他喝酒，出书请他作序;舒婷也曾自己买票送给这位昔日的班主任，请他参加“舒婷诗歌朗诵会”……

　　于散淡之中，燕生并没有忘记诗歌。这本《上帝的粮食》就是他近年所写的关于诗人的随笔式的文字。这里有名噪一时的诗人鲜为人知的信息，有诗人独有的生存状态与坎坷命运的揭示，既是诸神的肖像，又是心灵的探微，其笔法直接晓畅，质朴而又传神，是一本带有纪念性以及对当代诗歌史作为史实佐证的作品。

　　燕生的又一部作品即将出版，写此小文予以祝贺。燕生是对中国当代诗歌做出贡献的人，对此，我也表达我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