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师，他诲人不倦。作为学者，他敢于坚持真理。在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年代，面对稻麦亩产“放卫星”的狂热宣传，他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摆事实，讲道理，反对宣传虚假现象。为此，他被指责为思想右倾的典型。但是他不怕扣帽子，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科技工作者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就是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弄虚作假。因此，他撰写论文十分慎重，未经反复验证决不轻易发表。

    70年代初，苏南高产地区不断增加化肥用量，但作物产量增长不多。苏北低产地区则因化肥供应不足，用量很少。为此，他建议农业行政部门多调一些化肥到苏北，以充分发挥低产地区土地的生产潜力，提高施肥的经济效益。当时，提出这样的建议要冒很大风险，因为“报酬递减律”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观点，支持这种观点会带来责难和批判。但他置个人得失于度外，只要对人民有利，总是满腔热情地提出意见和建议。

    70—80年代，随着化肥用量的增长和大批耐肥高产新品种的推广，出现了以化肥取代有机肥的趋势。针对这一情况，他强调保持我国施用有机肥传统的重要性。为了宣传有机肥的作用，他广泛搜集资料，写成《国内外有机物质的利用概况》一文，指出：“发展化肥生产固然重要，但如何合理地利用有机肥料，仍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秸秆还田和沼气肥料，也应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多点试验，待取得经验后再大面积推广。……”因此，他积极倡导并开展有机肥的研究。70年代初，他带领和指导年轻教师开展绿肥新品种引种、保种及高产栽培技术研究，有力地促进了绿肥的推广。为了了解绿肥在水田土壤中的养分释放规律，他指导两名研究生开展了淹水条件下绿肥氮及秸秆氮矿化特征的研究，并对研究方法作了探讨和改进。当时国内较多采用的砂滤管培养法，不适于水田土壤，而日本学者鬼鞍丰提出的淹水培养法，是专为研究水田土壤设计的，但由于培养管采用木塞封口，很容易被有机物分解过程中产生的气体冲出，难以形成充分的厌氧条件。为此，他改用液体石蜡封口，较好地解决了隔氧与排气问题。这为有机肥的理论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还经常应邀到外地作有机肥料方面的学术报告或实地指导。

    早在40年代初，裴保义就从事水稻施肥的研究，历时近10年，是我国较早开展肥料定位试验的学者之一。50年代末，对陈永康水稻高产栽培经验中“黑”与“黄”的内在机理的阐明，为指导水稻施肥提供了理论依据。70年代末，他抱病带领年轻教师到扬州市兴化县农村，开展水稻田间15N微区试验，研究杂交水稻的氮素营养规律及水田氮肥去向，对指导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3年春，折磨他几十年的胃病更加严重。他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不仅继续承担本校的教学工作，还先后应邀到江苏农学院讲授作物营养与施肥，到杭州、安庆、武汉、北京等地参加学术活动，编写、校审有关书稿，参加江苏省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工作。6月末，所授课程结束后，他才由他夫人伴同挤公共汽车去医院排队候诊。检查结果，确诊为癌症晚期。在他住院后的两个星期里，他不顾病痛，仍在查阅有关资料，考虑第3名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和学科建设等问题。就在他临终前几小时，他还与前去看望他的研究生讨论论文选题问题。由于病情急剧恶化，7月19日晨他离开了人世。遗嘱将遗体交给医学院，全部藏书赠给南京农学院土化系。他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和行动，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