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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于1922年的云南航空学校，是中国最早的航空学校之一。1921年，唐继尧被顾品珍赶下台后，落荒流亡到了香港，奔走于粤港之间。这个期间，中国各省的地方军阀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除了仍然扩充陆军之外，有的还在创建自己的空军。他们纷纷向外国购买飞机，聘请飞行教官，有的甚至准备开办航空学校，训练飞行员。如此的情形，震动了正在失意的唐继尧。他深刻认识到：在现代战争中，空军将占据重要地位；日后回到云南，如要恢复“霸业”，甚至问鼎中原，“立马幽燕”，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他在广东期间，就开始物色和联络一些在美国的华侨航空人员，准备日后回滇创建云南自己的空军。

　　1922年春，唐继尧二次回滇，重新登上了云南督军的宝座。他继续以“东大陆主人”的名号自居，以川、滇、黔3省联军总司令整军经武。建立云南空军，自然也就成了他巩固其地位、发展其势力的首要任务之一。据当时昆明的《义声报》所言：“唐联帅为以航空事业，实为今日军事及交通上切要之图，因特筹拨钜款，购置飞机。对于编练飞机队，创设航空学校，飞行邮政诸要政，莫不积极筹备，已志前报。”同年秋天，唐继尧开始实施发展云南航空的计划。他召集各路贤才筹办航空学校，电邀美籍华人关镜宇、胡心泉及陈长炎等人协同留美学生董泽集资建校，聘请董泽推荐的精通航务的广东人刘沛泉为教务长主持校务，归国华侨黄社旺、庄孟仙、司徒鹏等人分别为飞行教官和机械教官，工程和理化教官则由杨克荣、赵述完等人担任。并把昆明巫家坝陆军大操场开辟成飞行教练场，由此巫家坝成为中国最早的飞机场之一，从而奠定了今天巫家坝机场成为中国五大国际空港之一和跻身于世界机场100强之列的地位，奠定了云南今天从航空大省迈向航空强省的基础。唐继尧就曾提出利用云南高原湖泊众多的条件，发展水上飞机事业，当时昆明的“金马”号就是全国第一架水上飞机。唐继尧还在巫家坝拨出一部分陆军营房作为飞机修理厂及其它办公设施，在购买飞机等问题上，他本来想从美国进口，迫于法国人把持云南海关的压力及威胁（即云南航空学校不购买法国飞机，不聘请法国顾问，云南进口的航空器材从越南入境时，法国方面将不给予支持和方便等等）。唐继尧不得不先后从法国购进了“布列格”和“高德隆”式教练机各6架供训练使用，同时聘请法国空军上尉阿尔彼得做航校顾问，聘请法国空军少尉弗南希斯、准尉马尔丹任航校教官，并且聘请了12名越南籍技术人员主持飞机修理厂的工作。1922年12月25日云南航空学校成立后，于1923年初分别在昆明、贵阳招收第一批学员。当时，贵州省省长袁祖铭正在拉拢唐继尧，以图借助其势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当云南在贵州招考空军学员时，这个举动正合其意。他随即下令：贵州师范学校、省立中学、南明中学和农业学校等在校学生，积极参加、踊跃报考。经过严格筛选，云南航校在贵阳招收了张汝汉、张有谷、晏玉琮、张丕兹、曹文宣、曾广倜、黎时宣、魏鸿钧、邓希岳、陈培顺、张实斋、刘重伦、刘从义等10余人，贵州方面并选送上尉军官陈国恩、上校军官雷纯兹同来航校学习。

云南航空学校正式开学后，又专门成立了云南航空处对学员进行训练。据新编《云南省志·交通表志》记载：“第一期学员37人，编成飞行（机械）第一、第二队，直属于云南航空处”。由刘师泉兼任处长，广东人王狄仙为第一队队长，归国华侨张子旋为第二队队长。在当时云南乃至中国封建思想还比较浓厚的情况下，云南航校不仅下令选拔了夏文华、尹月娟两名昆明女学生进入航校，而且还特批了几名华侨学生和朝鲜籍学员李英茂、李春、张志田以及女生权基玉来校学习。这样，在云南航空学校第一期学员中，不仅有云南学员，而且有外省学员，不仅有归桥学员，而且有外国留学生；不仅有男生，而且有女生，尤其是有外国女留学生，成了中国第一所打破男女界限跨国招生的航空学校。这说明当时这所航校知名度是很高的，云南的对外开放程度也是了不得的。

　　云南航空学校创办后，就设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内（地址在现在的云南省农展馆内，当时是讲武堂的大操场），两校校址紧紧连在一起，都在翠湖西岸的同一块地盘上。航校的第一期新生入学后一律编为讲武堂第十七期学员，必须到云南陆军讲武堂接受半年严格的入伍训练，军事科目由讲武堂第十七期各科教官讲授。航校的监督也由讲武堂学生监督胡昭功担任。云南航校不仅校址设在讲武堂内，航校的军事科教官全都由讲武堂教官担任，其颁发的毕业证书也和讲武堂的完全一样。因此，航校学生同时也是讲武堂的学生。这样，云南航空学校可以说是讲武堂的延伸，至少可以认为云南航校是讲武堂一个分支机构。云南讲武堂与云南航校虽为两块牌子，实际上却是难以分割的整体，现代人可以理解为“大学与学院”的关系。云南航校就在讲武堂内开办（位于现省图书馆位置），两校彼此相连，其实相当于同一所军校。　

1922年12月25日（云南护国首义纪念日）云南航校正式开学，至1927年，第一、二期计有60余名学员毕业。龙云执政云南时，1930年至1935年连办了第三、第四期，有80余名学员毕业。1924年，孙中山令蒋介石向云南求助，经唐继尧批准，云南讲武堂为即将成立的黄埔军校派去了四大兵科科长等急需的优秀人才和枪械；云南航校也对被称为“第二黄埔军校”的中央航校的前期准备和奠基帮助不小，可谓有求必应。据《旧中国空军秘档》记载：1927年初，北伐军成立了“国民革命军东路军航空司令部”，电云南调用航空人员。云南即派其航校一期毕业学员晏玉琮、张有谷、张汝汉三人前来效力。后来李怀民等二期生多人亦跑来了。1935年，国民党统一全国军事指挥，杭州航空学校和云南航空学校合并为中国国军空军军官学校，并于1938年迁入昆明，成为中国航空学校。

　　从云航培养出来的著名人物主要有：晏玉琮（一期）、张有谷（一期）曾参加北伐战争，分别任第一、第三航空队队长。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晏玉琮又任空军第五军区司令，张有谷任中央航空学校教育长、空军第三路司令，及创办空军士官学校。陈栖霞（一期）任空军北支队司令；李怀民（二期）任空军训练司令、空军机械学校校长；张丕兹（一期）任大定发动机制造厂厂长；张汝汉（一期）、杜联华（二期）任空军总站站长……。同时，云航一期还培养出后来成为韩国“空军祖母”的权基玉女士，以及后来成为韩国空军副总司令兼总参谋长的李英茂先生。另外，原韩国空军总司令金信将军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曾在昆明的航校学习过。据了解，金信当年就读于1937年从杭州笕桥迁昆的中央航校（即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第十期，当时航校的教育长就是云南航校一期毕业的张有谷。中国空军军官学校与云南航校的人、财、物合二为一。融为一体，可以说是云南航校的延伸。从1909年至1935年的26年间，从“云南陆军讲武堂”走出了近万名陆军和空军军官，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不可割裂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