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服刑不到两年便在阿赫马托娃的协助下和西方作家的呼吁

　　下提前获释。他在服刑期间收获甚丰，并不以为苦。其中最重要的便

　　是研读英国诗人W.H.奥登的作品。其实在此之前他已从一本翻译成俄文的英国诗选接触过奥登的诗，并且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本诗选叫做《从勃朗宁到现今》，“现今”指的是一九三七年，据说后来译者和编者均先后被捕，其中很多死去了。那首诗叫做〈地点不变〉，其中写道“没有去得比火车终点站或码头更远的人，/会不去或不送他的儿子……”。“会不去

　　或不送他的儿子……”所揉合的否定式外延和普通常识这种句法使布

　　罗茨基大为震惊。他自称，以后每当铺开稿纸，这个句子便会像幽灵

　　一般纠缠着他。他在服刑期间所读到奥登是一本原文的英语诗选，一

　　打开便是奥登那首名作〈悼叶芝〉。这首诗不仅整体上完美无缺，而且其中佳句佚出。如“水银柱沉入垂死日子的口中”，“他身体的各省都叛乱”，“因为诗歌没有使任何事情发生”，“土地啊，请接待一位贵宾”。如果说，上述句子充份体现一位匠人的精湛技艺的话，该诗第三部份这两节诗则体现出一位大师无比的思想深度：

　　时间可以容忍

　　勇敢和天真的人，

　　并在一星期里漠视

　　一个美丽的躯体，

　　崇拜语言和原谅

　　每个它赖以生存的人;

　　宽恕懦怯、自负，

　　把荣耀献在他们脚下。

　　不用说，布罗茨基读得目瞪口呆，尤其是“时间……崇拜语言”。

　　他一半相信这种鬼斧神工，一半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英语理解能力太差，

　　误读了这首诗。获释后他便开始学习波兰文，以便翻译兹·赫伯特和

　　米沃什的作品，同时钻研英语，翻译约翰·多恩和马维尔以及深入阅

　　读奥登。

　　布罗茨基对奥登的崇拜变成他命运的两个分水岭。第一个分水岭是

　　当英国企鹅出版社要出版他的英译本时，译者问他要不要请谁写个序，

　　他反问有没有可能请奥登写。奥登读了布罗茨基一些英译诗稿，很喜

　　欢，便欣然接受;接着布罗茨基被驱逐出境，目的地是犹太人的以色

　　列，布罗茨基拒绝，先在维也纳落脚，拜访奥登，受到奥登的友好接

　　待，“在奥地利那几个星期，他像刚孵出小鸡的善良母鸡那样看管我

　　的事情。”奥登帮他穿针引线：向其代理人推荐布罗茨基，建议布罗

　　茨基去见什么人，避见什么人。于是开始有一封封“W.H.奥登转”的电报送到布罗茨基手中，奥登还要求美国诗人协会为刈罗茨基提供一点经济援助，该协会拨出一千美元──这笔钱布罗茨基一直用到他抵达密歇根大学任教。布罗茨基离开维也纳，与奥登一齐到伦敦，在奥登的老友史蒂芬·史班德的家中住了两晚，不久奥登即安排他出席当年的国际诗歌节。第二个分水岭是布罗茨基到美国五年后的一九七七年夏天，他在纽约买了一架打字机，开始用英语写散文和评论。他说，当一个作家用母语以外的语言写作，其原因可能是基于必要(例如英籍波兰作家康拉德)，或基于野心(例如美籍俄国作家纳博科夫)，或为了取得更大的疏散效果(例如法籍爱尔兰作家贝克特)。但布罗茨基自称，他用英语写作纯粹是为了使自己更亲近他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奥登，也就是“为讨喜一个影子”。他还说，即使他被视为奥登的模仿者，“对我来说也仍然是一种恭维。”十年后的一九八六年，布罗茨基出版了他这些文章的结集《少于一》，立即获得全美图书评论奖，次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因其诗歌成就得奖，但他这本杰出的散文集肯定是他得奖的重要因素。这本散文集除了向俄罗斯现代诗的重要人物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施塔姆一一致敬外，还对一些二十世纪诗坛重要人物如希腊诗人卡瓦菲斯、意大利诗人蒙塔莱和当代同行沃尔科特进行眼光独到的评论。当然还有对奥登其人其诗的评析：〈为讨喜一个影子〉深入展示奥登的成就和奥登对他的影;〈论奥登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则用了五十余页的篇幅抽丝剥茧地分析奥登这首诗。关于布罗茨基这种细读，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称赞说：“布罗茨基对〈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所作的逐行评论，是对作为人类一切知识的清音和更美好的精神的诗歌所唱的最伟大的赞歌，如果可以用评论一词来形容这篇如此欢腾、如此舒畅和如此令人心旷神怡的权威文章的话。”布罗茨基最后一次见到奥登是在伦敦史班德家中。在用餐时，由于椅子太低，女主人用两卷《牛津英语词典》给奥登当坐垫。布罗茨基当时想，“我看到唯

　　一一位有资格用那两卷词典当坐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