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油菜的分类体系明确以甘蓝型为育种重点

　　刘后利在留美期间，主要从事大豆遗传育种的研究，对大豆的性状遗传和细胞遗传学做过一些系统工作。回国后，服从国家需要，响应国务院关于在南方大力发展油菜的号召，从１９５３年开始转攻油菜遗传育种。当时我国油菜生产水平很低，育种工作及相应的遗传研究都还是空白。刘后利凭着自己广博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作物遗传育种的实践知识，面向生产；深入实际，很快对我国油菜生产和科研的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并针对当时面临的突出问题，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我国油菜育种奠定了正确的技术路线。

 　　我国的油菜种类十分丰富，但过去的分类很混乱。１９５６年，在农业部于四川召开的油菜试验研究座谈会上，刘后利提出了一个分类体系。即以农艺性状为基础，将芸薹属植物中称为油菜的近缘植物和栽培种，分为白菜型、芥菜型和甘蓝型三大类型。在各个类型内又包括若干个种。这种分类体系既符合我国油菜分类的历史传统和芸薹属植物分类学的系统，又能反映油菜的地理起源和分布，也便于开展不同类型油菜的品种改良和栽培研究。这种分类系统已为我国学者普遍接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南方油菜主产区大面积栽培的地方品种都是低产的白菜型油菜。经过大量的调查分析，刘后利在１９６０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所成立大会上提出了油菜育种应以甘蓝型为重点，用高产的甘蓝型逐步取代低产的白菜型的观点。这一观点受到了全国有关人士的赞同。从此，长江流域各省很快育成了一大批甘蓝型油菜的早、中熟品种，对提高我国油菜主产区的产量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刘后利根据油菜繁殖特点，建立了我国油菜育种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一类是以异花授粉占优势、自交不亲和性强的基本种；另一类是以自花授粉为主、自交亲和性强的复合种。第一类按异花授粉作物的特点进行育种，第二类按自花授粉作物的特点进行育种。育种体系明确之后，我国育种步伐大为加快，各地在甘蓝型油菜上采用单株系统选择法育种，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率先开展黄籽油菜和“双低”品质育种

　　我国过去从日本引进的甘蓝型油菜，产量虽然较高，但生育期偏长。随着甘蓝型油菜的迅速推广，培育早熟品种以适应新的耕作栽培制度，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自１９６０年开始，刘后利便利用我国丰富的白菜型油菜资源，系统开展了甘、白杂交。由于将白菜型油菜的早熟性状转入甘蓝型油菜，先后育成了甘蓝型早熟和中熟高产品种“华油３号、６号、９号”和“华油１１、１２、１３”。同时利用品种间杂交育成了“华油８号、１４和１６”等高产的甘蓝型早、中熟品种。这些品种在鄂、湘、赣、皖、苏、豫、陕等省累计推广１００多万亩。其中“华油８号”曾经是湖北省的当家品种之一，在江西的上饶、九江以及江苏的吴县等地大面积推广，都收到了良好的增产效果。

 　　在油菜中，黄籽品种以其含油量和蛋白质含量高、纤维素含量低等优点而受到各国育种家的重视。１９７５年，刘后利在国内首先发现了甘蓝型黄籽油菜。自那时起，他着重对这一类型品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除了指导研究生对黄籽油菜的种皮结构、色泽的分类和遗传规律等开展研究外，还亲自主持黄籽高油育种工作。在甘蓝型黄籽油菜育种中，种皮色泽的不稳定性是一大难关。世界各国迄今还未能得到稳定的甘蓝型黄籽油菜，因而不少研究者放弃了这项工作。刘后利根据高油材料并非都是纯黄的，不完全黄籽中也有高含油量基因型的事实，提出了以提高含油量为主，逐步提高黄籽频率的育种策略。经过１０多年的努力，终于育成了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黄籽品种——“华黄１号”。该品种含油量比普通黑籽品种高５％以上，出油率也显著高于其它黑籽品种，已在各地推广４０多万亩。与此同时，他组织力量对黄籽的不稳定性进行探索，取得了较大进展。１９８７年他所主持的“甘蓝型黄籽油菜遗传育种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国油菜的品质育种起步较晚，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较大。为了推动这一工作，刘后利曾多次在全国性会议上大声疾呼，要重视油菜的品质育种工作。六五和七五计划期间，他担任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单、双低油菜新品种选育”的专家组组长和顾问，对整个攻关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先后出访波兰、原联邦德国和加拿大，详细考察了这些国家油菜品质育种情况，收集了大量资料，并征集了一批国内品质育种所急需的低芥酸、低硫甙等品种资源，同时邀请国外从事品质育种和品质分析的专家来我国讲学。在开展品质育种工作中，他组织育种家和化学家紧密配合，一道攻克技术难关。当时我国在油菜育种的理论研究方面十分薄弱，他相继指导十多名研究生有计划地开展品质性状的遗传规律和育种途径与方法的研究，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在他的主持下，华中农业大学油菜攻关小组育成了双低新品种“华双１号”，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累计推广了５０．余万亩。

 　　除常规育种工作外，刘后利对油菜的起源、进化、自交退化及其防止等与育种密切有关的问题，也进行了很有成效的研究。此外他还积极支持和领导了油菜杂种优势的利用研究。几十年来，他以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为发展我国油菜科研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成为我国油菜科技界受人敬重的著名专家。

建设作物遗传育种队伍形成特别的培养模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开始走上正轨。但是当时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专业面临着缺乏师资、教材，没有正规的培养方案，实验室不能满足教学需要等种种困难。１９８０年，校方决定由刘后利负责重新筹建这个专业。他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本科生的专业设置，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要创造条件，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他对本科生的专业培养提出：一是在一二年级要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实践性教学环节四年不断线，注意培养动手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开展社会工作的能力；三是组织学生参加科研课题，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科学研究，培养研究工作能力；四是指导学生写好毕业论文，使学生受到严格治学的熏陶和科研写作能力的训练。这些意见得到同行专家的赞同，并在全国修改制定植物遗传育种专业的培养方案时被采纳。

 　　刘后利把建设一个合理的学术梯队，视为建设教师队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研水平的核心。他特别注意从硕士生、博士生中选拔学术带头人。１９８６年在农业部研究生教育评估总结中，他提出建设学术梯队的五个条件：一是要有名副其实的学术带头人，要求业务造诣较深、组织能力较强和思想品德优良。二是“有老、中、青结合，有关专业配合较好的５人以上的研究集体。三是能开出若干高质量的专业课程和开设新课的能力。四是有稳定的科研方向，并在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五是有艰苦创业的精神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在他和同事们苦心耕耘下，华中农业大学的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了学科、学历、职务、年龄结构比较合理的学术集体；是国内同类专业中力量比较雄厚的一支队伍。

 　　为了建设具有现代化实验手段的实验室，刘后利费尽心血，从解决用房到仪器的购置、安装、调试、操作、管理等各个环节都一一过问，亲自动手。通过几年艰苦奋斗，先后建成了初具规模的、拥有一些现代化仪器设备的遗传学、细胞生物学、作物育种学实验室以及棉花、水稻、玉米、油菜、麻类等专业实验室或研究室，为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了良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