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地质学会26位创立会员之一，也是永久会员。中国地质学会于1922年成立，他任第1届评议会编辑，第2届、第3届编辑主任，自第2届至第6届(1923—1928年)任评议会评议员，第7届(1929年)任评议会副会长。学会自第9届起，将评议会改称理事会，会长改称理事长，评议员改称理事，叶良辅自第9届至15届(1938年)连任理事，并在第12届(1935年)时担任理事长。学会自第20届(1944年)起增设监事会，叶良辅连任监事，直至1949年逝世为止。

　　叶良辅一生中在中国地质学会担任重要职务，为学会做了大量工作，在学会活动和中国地质学科的发展上，叶良辅是贡献心力的，也是今日中国地质学会会员们所难以忘怀的。

　　我国地学界德高望重的教育家

　　他早期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时间都不长。自1938年到浙江大学任教后，就一直没有离开，他除担任研究生导师外，曾先后开设过自然地理学、普通地质学、历史地质学、经济地质学、构造地质学及高等地形学、地形学等课程，还为土木系开设工程地质学。他长期肺病缠身，一直是带病上课，声音低弱。但同学们专心听讲，安静无声，均以听他讲课为快。1946年他携家随浙江大学由遵义迁返杭州，以后他的体质更加衰弱，声音嘶哑。同学们不忍心他从佑圣观巷家中走到学校上课，劝他在家中讲课。他执意不肯，同学们只得请他在课堂里坐着讲授，但他经常咳不成声，有时要连续咳喘几分钟才稍安静，但又接着讲课，同学们既为他的严重病情担忧，又为他的崇高工作态度所感动。

　　他教育学生，要求德才兼备。他曾向同学们介绍原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老一辈人的为人之道：“他们自有其特点，奉公守法，忠于职务，虚心忍耐，与人无争，无嗜好，不贪污，重事业，轻权利，所以地质调查所内部颇富于融融和睦与实事求是的风气，从未有恭维迎合，明争暗斗，偏护猜忌的那种衙门恶习，后进人才，也跟了同化，这是大有助于事业进步的一个因素。”他的教育思想，在旧社会确乎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今天，也有实际教育意义的。

　　叶良辅热情关心年轻人的成长，辛勤培育了很多地学人才，他在工作中先后指导和帮助赵国宾、李璜、张更、喻德渊、陈凯、丁骕、孙鼐、刘之远、赵松乔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地貌学家或地理学家。丁骕称叶良辅为恩师，“恩者，是……承他相遇，在公私两方面鼓励与资助，使我能发奋、坚毅，度过我一生中最艰苦的时代;师者，他并不曾教过我的书，却在短短2年中，为我忧、为我乐，一个微笑，一句简单的言辞，都含有指示，因此我在出国留学之前，拜他为师”。

　　孙鼐于1946年应骋到浙江大学接替叶良辅开设普通地质学，叶良辅当时教授地形学，为了避免教学内容的重复，以及研究普通地质学的教学方法等问题，他经常给孙鼐以指导性的帮助。孙鼐在浙江大学教学上的成功，很多方面实获益于叶良辅。

　　刘之远在浙江大学时是叶良辅的助教，负责矿物岩石实习和野外实习，实习的内容和要求都是叶良辅帮助他拟定的，实习后，叶良辅经常征询同学们意见，帮助刘之远改进教学。

　　赵松乔在回忆中说：“叶师曾一度失音，他命我代授普通地质学这门课，在病榻中，他仍严格帮助我备课，几乎要备上三四个小时，才能讲授一课，这也是叶师对我进行严格训练的一种方式。”

　　叶良辅自浙江大学任教后，呕心沥血地培养人才，他指导研究生的过程是：指定必读书刊，按时审阅论文报告，注重启蒙式教育，引导他们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叶良辅为研究生拟定毕业论文，修改毕业论文，有时还要带病亲自到野外指导，最后他们毕业了，还要为他们的工作筹划和推荐，他的研究生莫不深感“恩师情深”。他先后指导的研究生9人，即严钦尚(与任美锷共同指导)、丁锡祉、沈玉昌、杨怀仁、施雅风、蔡钟瑞、陈述彭、陈吉余和李治孝等，他们专攻地貌学或地质学某个方面，在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中起了骨干作用，并开拓了若干新领域。其中以严钦尚的第四纪沉积研究与地貌教育，丁锡祉的区域地貌学，沈玉昌的河流地貌学，杨怀仁的第四纪地质环境变化研究与地貌教育，蔡钟瑞的水利水电工程地质研究，陈述彭的遥感应用、地理信息与地貌制图，施雅风的冰川研究，陈吉余的河口与海岸研究与教育，李治孝的浙江地质矿产方面的研究、应用和地质教育，均卓有成效。施雅风和陈述彭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叶良辅教导过的学生中还有原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海洋学家毛汉礼，地理学家杨利普，美国匹兹堡大学地理学教授谢觉民，台湾文化大学董事长张镜湖等，今日叶良辅的学生们很多是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和教授。

　　叶良辅平时教育学生是言教与身教并重的，他主张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教学中很重视野外实习，但自患肺病后，长期不能出野外，他极为遗憾。1944年初夏，他不顾病体，毅然带三四年级学生去云贵高原西部考察，不料天气突变，就引起了严重感冒、咳嗽不停，使同学们都极为感动;他认真的工作态度，更使同学们深受教育。他从不吹嘘自己的成就，记得他在上历史地质学第一课时，首先开列一些参考书籍后，就特别说明自己对古生物学没有很好研究，希望同学们着重参考A.W.葛利普(Grabau)所著《StratigraphyofChina》中的古生物部分。他公开承认自己的弱点，虚怀若谷，实事求是的精神，令人备加敬佩，并受到教育。

　　他对学术研究从来是实事求是的，1947年李四光在杭州提出九溪十八涧一带的“之江层”(盛莘夫以后命名)为冰川沉积物，叶良辅为了研究其可靠性，竟不顾身体病弱，专程带同学们到现场进行详细观察，确定这是古九溪的洪积物，从而否定了冰碛物之说。他的科学求是精神和研究方法，从实际活动中教育了学生。

　　叶良辅的学生们都说他如严父慈母，师生关系是非常融洽的。谢觉民在《吾爱吾师》一文中说：“当年我们这批流亡学生，远离江南富饶之地，深入内陆，来到了贫瘠的山区，既无家庭的温暖，又受颠沛流离，前途茫茫;更加上抗战艰苦，物质尤其缺乏，吃的是“八宝饭”(饭中多砂子与石粒)，穿的是“空前绝后”(所穿袜子是前空后缺的)，既恨日本人的残暴侵略，又气汉奸的卑鄙无耻。20岁左右的青年，满腔怒火，无处发泄。而叶师平正通达，情真意切，我们的牢骚，他总是静心的听，慢慢的解释与开导。

　　他的家中实是学生们的第二课堂，也是学生们的第二家庭，他家中的常客就是他的学生，他们的话题，可以从具体的学习问题到研究方法，从国家大事到史地系分家，从个人思想到个人生活、前途等，范围广泛，无所不谈;而每次谈话后，总使同学们有所启发，有所收益。久而久之，同学们更感到叶师可亲可敬了。

　　叶良辅爱护学生的事例是很多的，1942年浙大学生“倒孔运动”中，国民党特务将逮捕王天心同学，他从湄潭逃到遵义，由施雅风将王带到叶良辅家中，叶师招待他晚饭，安排他住宿，为他筹虑，彻夜不眠。次日王天心脱险，离开遵义，叶师才露出笑容。此外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中，反动派在浙大校园内散布了黑名单，笔者也名列在内，我曾向叶师倾诉胸中的愤恨，他热情地表达了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并对反动派表示无比厌恶。他叮咛嘱咐我行动小心，免遭祸害。他的慈母般温暖情意和他的崇高正义感，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永远不会忘记。1949年5月杭州解放，叶良辅心情振奋，不久担任了浙江大学地理系系主任。当时历史与地理分家，新建地理系工作十分繁重，加以政治学习和会议很多，他均尽力参加。终于支持不了，肺病加剧，1949年9月14日下午2时，溘然长逝，终年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