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书缘两代情

    2008年落成开馆的“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展厅中，陈列着一部德文原版书籍——《满洲肺鼠疫大流行纪实》，引起参观者极大的兴趣。这部上世纪二十年代德国汉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历经85年岁月沧桑，封面已微微泛黄，但书中160幅插图仍清晰如初。忠实地记录了东三省两次肺鼠疫大流行期间（1910-1911；1920-1921）那些撼人心魄的场面，参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这部由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两代人珍藏80载的书籍，终于找到最好的归宿。耄耋之年的父亲也了却多年的心愿，凝视着纪念馆颁发的捐赠证书，深情地讲述了这部藏书的渊源……

我的祖父贾连元博士（1897-1975），奉天法库人，1923年南满医学堂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1929年应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教务长李希珍邀聘，离开沈阳来哈尔滨任东省特别区市立医院内科主任、兼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内科学教授。

1931年祖父就任哈尔滨市立医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二月日寇兵临哈尔滨城郊，市内已听到远处传来密集的枪炮声。当时祖父家住在医院院内（今哈尔滨南岗一曼街哈医大一院院址），年幼的父亲站在家门前好奇地观望，两个小时后，伤员就不间断地被送到医院。担架上的伤员血迹斑斑，痛苦的呻吟着。当时年仅十一岁的父亲不能理解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后来祖父告诉他，这些伤员都是李杜将军率领奋勇保卫哈尔滨的抗日将士。

日寇攻占哈尔滨后，到处搜捕中国抗日军队的伤员，祖父闻讯立即组织医护人员将伤员秘密转移安置。一天深夜，日本宪兵来我家搜查，祖父用流利的日语与其周旋，日寇搜查一番，一无所获。发生在父亲童年时代的一幕，直到晚年仍记忆犹新，他经常以此教育子女勿忘国耻。

哈尔滨沦陷后不久，松花江洪水泛滥，淹没道里、道外大片市区。水灾过后，霍乱流行。天灾人祸此起彼伏，哈埠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祖父素以济世为怀，组织市立医院人员搭起席棚作为临时隔离病房，赶制大量输液药品，日以继夜地救治病人，挽救了哈埠大批民众生命。

1934-1941年，祖父任哈尔滨市精神病医院院长，1942-1945年任哈市傅家甸诊疗所所长。祖父在精神病学研究领域建树卓著，长期从事民族精神病研究，著有《巫医与邪病研究》。曾留学日本，获日本医学博士学位。

光复后祖父出任哈尔滨市政府卫生局局长。1946年4月哈尔滨解放后，祖父历任松江省卫生处处长、哈尔滨市工人医院院长等职。曾当选哈尔滨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哈尔滨分社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哈尔滨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内科分会委员等社会和学术职务。

我的父亲贾树华先生，1922年出生，1942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子承父业，父亲从事儿科临床、科研、教学50年，离休前任黑龙江省医院儿科主任。曾为国际小儿肾脏病学会（IPNA) 会员、《中华儿科杂志》编委、全国小儿肾脏学组成员、黑龙江省科委顾问，是我省儿科学学科奠基人之一。现虽已离休安度晚年，仍时时关注我省儿科事业发展。父亲离休后还有一桩未了的心愿，那就是祖父珍藏、父亲付出辛劳译成中文的《满洲肺鼠疫大流行纪实》一书，何时能与读者见面，以告慰祖父的在天之灵。

祖父精通日、英、俄三门外语，上世纪二十年代又开始学习德语，他聘请了一位德国人做德语教师，每星期来家中授课。这位德语教师回国探亲返哈后，送给祖父一件礼物——德国新出版的《满洲肺鼠疫大流行纪实》一书。祖父阅读后，深知此书的学术水准和史料价值，爱不释手。十年动乱中，祖父的藏书大部分散失，而这部书籍他却精心保存着，临终前祖父郑重的将此书交给了我的父亲。

父亲也被书中精彩的内容所吸引，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决心在繁忙的临床、科研工作之余翻译此书。为了加快译书速度，父亲请科室另一位精通德文的同仁陈德芳医师参加，历时数年终于将此书译成中文。父亲的哈医大老同学，著名医史学家、哈医大医史学教研室原主任姒元翼教授对中文译稿赞赏不已，建议父亲尽快出版。只是由于大家都了解的原因，至今未能如愿。

我有幸作为本书译稿的第一个读者，愿与读者朋友及校友分享它的精彩，限于篇幅，先将本书的作者及内容提要介绍给大家。

“本书作者罗杰．巴伦．布登培格（POGER BARON BUDBERG）（以下简称巴伦）德国人。上世纪初来到中国，受聘于沙俄中东铁路医官，后晋升一等医官。文中无确切年龄，1923年的作者照片已是一位老年人。巴伦于1910年在中国结婚，娶妻中国人，是一位京剧演员，名李淑珍，生育一女儿，取名“德中之花”。

巴伦信奉上帝，为人仁慈、善良，妻子笃信佛教。当时中国处于贫穷落后，民不聊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来到中国都是以主人自居。而巴伦同情中国人，厌恶俄国人。书中多处表现出他热爱中国这块土地和人民，这或许与他的妻子是中国人有关。妻子李淑珍死于1921年东三省第二次肺鼠疫大流行中，曾在伍连德博士医院隔离，巴伦未传染上鼠疫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巴伦为了纪念他的妻子，1923年回国后在汉堡出版了这部书籍。对于作者在两次肺鼠疫流行期间所作的贡献，仅能从他的著作中加以分析。当时他被指派负责傅家甸鼠疫医院工作，他参与一线防疫工作不多，深入病人中间很少，也没有他在实验室工作的记录。伍连德博士到来后他被调出。伍连德扩大了鼠疫医院，工作范围称“伍连德区”。之后巴伦似乎从“疫情记者”的视角，为死者拍照，专门记载死者的背景资料。

巴伦的功绩在于他记录下中国东北地区发生两次肺鼠疫大流行的原始资料，摄制大量照片。在当时摄影技术十分落后的条件下，保留如此丰富的真实写照，是难能可贵的。更为重要的是书中对伍连德博士在两次肺鼠疫大流行中所作的贡献给与高度评价，为弘扬伍连德博士的爱国主义和为医学事业献身的伟大精神留下宝贵的文献记录。书中写道：“伍氏知识渊博，有民族爱国主义精神。他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他以崇高的敬业精神出生入死，日以继夜，救死扶伤，忙碌在肺鼠疫流行的第一线上。”

祖父和父亲两代人延续了80余年的一段书缘，令晚辈感慨系之，祖孙三代哈医大人的经历，又怎能不令人思绪涌动。祖父为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今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父亲早年毕业于哈医大，迄今为止我在哈医大工作已30年，我的家族与哈医大结下不解之缘。生命植根于此，生活早已融入哈医大。一部家族史，印证了哈医大校史的发展历程。作为家族中第三代哈医大人，我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文革”的历史原因，未能继承父业。但荣幸的是我能在这所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学校从事党务工作，献出一份自己应尽的微薄力量，为学校的发展建设添砖加瓦。我期待着为之服务的学校早日成为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的医科大学，对此我和全校师生一样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