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一生，干过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并不是人们记住他的主要原因。他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现在成为一个令人神往的往事，或是一个玫瑰色的梦境，才是人们不会把他遗忘的真正理由。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八个字，说起来是很容易的，但是做起来却是很难的。蔡元培敢于这样说，也敢于这样做，不是一个学者的无意识，而是一个学者做好了心理准备要这样做，才显得难能可贵。

　　正是蔡元培有了这个很高的标尺。才敢于让陈独秀这样思想激进的人出任文科的学长，才敢于让西化的胡适到北大当教授。兼容并包需要有坦荡如砥的的胸襟，需要有胸怀若谷的容忍。蔡元培在拥有学问的同时，也拥有这样的精神境界。

　　兼容并包是一种磁铁，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需要这样的吸引力。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中国政治的催化剂，陈独秀建立中国共产党，和这种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五四运动和这种思想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蔡元培当北大校长的时代，也要有人包容蔡元培。因为在95年前，是中国风雨如晦的年代，是中国政坛上总统和政府走马灯一样变换的年代。假若有一个总统认为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思想偏激，需要会商，那么教育总长找一群人来会商几次，可能就把蔡元培的校长会商掉了。假若蔡元培校长会商不掉，他接着改变思想，会商教授和学生，兼容并包不也就是一句口号而已，思想自由不也是一个奢谈而已。

　　蔡元培当校长的时候，是教育总长范源濂聘请的，范源濂的总长是袁世凯任命的，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之后，黎元洪继任总统，范源濂聘请蔡元培当北大校长，黎元洪也是需要同意的。假若黎元洪不同意，范源濂恐怕也不会在1916年8月给远在法国的蔡元培发电报，回来担任北大校长。这是一个链条，每一个链条断裂，蔡元培就不可能当上北大校长。他就是有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想法，也仅仅是个想法，根本不会成为北大的校格。

　　蔡元培第一次当北大校长是1917年元月，离任是1927年7月。在这十年间，他经过的民国总统有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不管政坛上怎样变化，政治局势怎样变化，蔡元培北大校长的位置没有变化，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没有变化。大概是因为人们都在忙着总统的位置，根本没有时间来顾及什么兼容并包这样的思想问题。从总统到总长这些社会上层无意识的包容了蔡元培，也就包容了蔡元培的北大精神。

　　蔡元培当校长这些年，也是中国民间思想相对活跃的一个时期。民间的报纸、刊物纷纷问世，就连陈独秀办的《新青年》也是在这个时段出版的。当时的报纸敢于批评段祺瑞，敢于批评徐世昌，就是曹锟贿选，也有人拿着曹锟贿选的银票，来控告曹锟。那样的思想氛围也为社会包容蔡元培的办学思想提供了社会基础。

　　1927年4.12大屠杀之后，中国的思想进入了低谷期，蔡元培就很快离开了北大校长这个位置。因为兼容并包的思想在那个时候，同样遇到了一定的困境。首先是蒋介石不能包容北大教授陈独秀创立的共产党，兼容并包的精神就成为了一个躯壳，蔡元培本人也无能为继了。

　　民初，社会各个断面包容了蔡元培，也就包容了北大的兼容并包。蔡元培不是神，同样是个人，十年的时间造就了蔡元培，也造就了北大精神。置换另一个十年，恐怕蔡元培也是很难成为蔡元培的。时势造英雄，时事造思想，对于蔡元培，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