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起，文物制假便已形成规模化态势，而纸制品造假更是屡见不鲜。近年来，国家对建国前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红色文献愈发重视，各地纪念馆、展览馆、史料馆的相继建设，让革命的保护与利用迈入新阶段，却也让不法之徒嗅到了商机，为制假造假打开了巨大的市场空间。这些造假者利欲熏心，不再是散兵游勇式的拙劣仿造，而是精研做旧手法，用老纸复刻、模仿原版字体，让假文献乍一看足以以假乱真。

千禧年左右，笔者在胶东某地古玩店偶遇的《大众报》与《群力报》联合号外，便是典型例子：纸张、字体皆仿得中规中矩，可细究之下，其上标注的1940年7月出版时间，却与历史相悖！彼时的胶东各救总会机关报《群力报》尚未创刊，这般明显的历史漏洞，稍不留意便会落入陷阱。店主略显尴尬，随即从几百降到几十元。最后在笔者引导下，干脆在抽屉里拿出几十份同样该号外，并说已经卖掉了上百张！

其实，革命文献造假的猖獗，既源于制作手段的不断翻新，更暴露了行业与监管层面的严重短板。实事求是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目前革命文献的鉴别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国家文博部门至今缺乏专门的甄别鉴定机构与专业人员，这成为了一个最核心的漏洞与痛点。最近几年，各地场馆建设如火如荼，文物征集需求激增，却因专业鉴定能力的缺失出现诸多笑话，一些造假作伪的“革命文献”竟能堂而皇之地登上场馆展陈台，立于庙堂之上。更令人痛心的是，伪文献的流毒还蔓延至学术与媒体领域：部分大专院校教授、学者在国家级媒体刊文著述时，不慎引用假冒号外；个别新闻媒体网站甚至对伪文献煞有介事地连载推荐，学术严谨性与媒体专业性在伪文献面前打了折扣，幸而笔者及时提出建议，相关方得以纠正撤换，才未让错误的历史信息进一步传播。

革命文献的真伪，关乎历史的真实，关乎红色记忆的纯粹，绝不能任由假货肆意横行。要遏制这一乱象，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更需要文博部门与民间团体等多方合力、久久为功。对于各地文博场馆与征集机构而言，则应尽快补齐专业鉴定的短板，组建专业的鉴别团队，梳理革命文献的出版历史、版本特征，建立完善的征集审核机制，让伪文献无缝可钻；对学术与媒体领域而言，研究者当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媒体当坚守真实的传播底线，引用与刊发革命文献相关内容前，务必多方考证、溯源求真，守住历史传播的关口。而对广大收藏爱好者而言，应当多学善用，熟悉和掌握红色革命历史，理清不同历史文献的出版背景、时间脉络等，这是辨别伪文献的基本要领。同时，还应留意革命根据地文献，一般多采用土纸印刷、铅印字迹凹凸明显，另外，要摒弃“捡漏”的侥幸心理，不盲目相信来路不明的“珍本”“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