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贺诚肩负重任，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兼军委卫生部长，全身心投入到百废待兴的医疗卫生建设事业中。然而，1953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变动，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中央军委调《八一》杂志社社长白学光至军委卫生部任政治部主任。白学光到任后，对直属单位的视察颇为草率，仅依据一些表面的浪费现象、医疗事故及工作人员不安心工作等问题，便匆匆起草报告，严厉指责卫生部领导高高在上，对全军卫生业务及直属单位业务工作缺乏指导，甚至称毫无指导。

事实上，军委卫生部虽存在一定问题，但白学光此举无疑是夸大其词，这份严重失真的报告呈至党中央与毛主席手中。毛主席向来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看到报告后，不禁勃然大怒，批示道：“从白学光的报告看，军委卫生部无领导、无政治，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贺诚展现出了担当精神，主动揽下军委卫生部的全部责任。他深刻检讨道：“在胜利的形势下，一心急于求成，妄图百废俱兴，却忽视了主观力量与客观实际的结合。” 同年 7 月，中央军委据此决定免除贺诚军委卫生部长一职。

此后的十余年，贺诚的人生陷入了无尽的黑暗。批判接踵而至，1970 年，林彪的 “一号命令” 更是将他遣送至太原市北郊的 “总后干休所”，使他饱尝生活的艰辛。

“九˙一三” 事件后，党内诸多冤案逐步得到平反，然而，贺诚却始终未能等来属于自己的正义曙光。1972 年 6 月 28 日，在漫长的压抑与期待中，贺诚终于鼓起勇气，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详细回顾了自己几十年的奋斗历程，对那些强加于身的不实 “罪名” 进行了逐条有力驳斥。信的末尾，他满怀坚定地写道：“主席，我怀着既沉重又激动的心情写下此信。但我坚信，我的归宿应是工作岗位，而非在太原北郊的干休所，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次日，毛主席看到信后，当即批示：“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予工作。” 不久，贺诚得以从山西返回北京，总后也为他安排了住房。然而，工作问题却依旧悬而未决，这如同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贺诚及其家人的心头。

时光流转至 1975 年春节，贺诚的女儿贺礼荣实在无法忍受父亲长期闲置的状况，决定给邓小平写一封信，恳请为父亲安排工作。信写完后，贺礼荣和丈夫却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当时的政治环境错综复杂，他们既担忧这封信会给父亲带来灾祸，又害怕信件落入他人之手引发严重后果，而且他们并不打算让贺诚知晓此事。

就在此时，贺礼荣那位尚在中学读书的儿子，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焦急，一把抢过信说道：“你们要是怕事，就写我的名字，就算有事要枪毙，我还不够年龄呢！” 就这样，这封信得以顺利送到邓小平手中。邓小平看过信后，随即转呈毛主席，并建议给贺诚安排工作。毛主席听闻后，大为惊讶：“贺诚同志的问题，我三年前就已经批过了，为何现在还要讨论？” 随后，毛主席再次认真审阅信件，并作出批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傅连暲与贺诚一样，皆是著名的红色医生，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却不幸在 “运动” 中含冤离世。毛主席的这一批示，情真意切，充分反映出他对傅连暲、贺诚二人的深厚情谊，以及对他们遭受迫害和冤屈的沉痛惋惜之情。不久之后，贺诚终于迎来了人生的新转机，出任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开启了他为党和军队医疗卫生事业继续奋斗的新征程。

文章来源：古陵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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