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诚，原名贺宗霖，1901年出生于四川三台县（今属射洪）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受党指示参加北伐战争，任军医、医务科科长、医务主任等职。

大革命失败后，贺诚在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困难情况下，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医处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部队撤出广州后，在花县成立红四师，贺诚任该师军医处处长，同时兼任东江工农民主政府卫生处处长。不久，红四师和东江根据地失败，贺诚暂避香港。1928年9月至1930年10月，贺诚在上海、武汉以医生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

1931年年初，根据党中央指示，贺诚从上海经汕头、潮州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委任命他为总军医处处长，负责组建总军医处。这是我军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最高卫生领导机关。

贺诚担任总军医处处长之后，首先对前后方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根据红军所处的环境、任务、主要作战形式以及部队卫生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同时各方面的具体工作和建设也陆续展开。

红军中普及卫生知识、预防疾病的工作占有独特地位，单纯治疗或重治疗轻预防的做法都不能完成保障红军指战员身体健康的任务。因此，贺诚认为，我军卫生机构继续沿用其他军队军医处的名称是不适当的。为此，贺诚请示军委同意，从1932年10月起，将总军医处改称总卫生部。全军卫生机构的名称也相应做了改动。在此前一年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贺诚兼任了政府的卫生事业管理局局长。

由于各方面的积极配合和广大卫生人员的艰苦努力，到1934年10月长征前，中央红军的卫生工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和质的飞跃。

统一完善了卫生工作体制。红军师及师级以上设立卫生部，团设卫生队，营设卫生所，连有卫生员，同时，设立野战医院、兵站医院、后方医院、总医院。这期间，军委卫生部还颁发了《卫生员工作大纲》《连一级卫生勤务》《师以上卫勤纲要》和《卫生法规》等，统一和健全了医疗卫生工作的规章制度。

提出了“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指战员的健康”和“预防第一”的工作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军委卫生部和各级卫生机关加强了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实行严格的卫生管理，并在军民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卫生运动，提出消灭痢疾、疟疾、疥疮、下肢溃疡四种常见疾病的目标。军委卫生部在瑞金创办了《健康报》《红色卫生》等报刊。《健康报》是我军创刊最早的一份专业报纸。

1932年，军委卫生部创办了卫生学校和卫生材料厂，贺诚亲自兼任卫生学校校长。卫生材料厂的建立，改变了红军单纯依赖战场缴获和采购获得药品器材的被动局面，对打破经济封锁、保障红军作战起了积极作用。我军卫生工作的困难局面，根本在于缺乏合格的足够数量的医务人才。创办卫生学校抓住了推动卫生工作的关键一环。在办学过程中，由于实行了正确的切实可行的教学方针和方法，卫生学校成为我军历史上最有名望的干部学校之一。

贺诚领导的我军卫生部门另一个突出、成功的政策，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我国医务人才很少，而且集中在大中城市。处于农村环境的我军为吸收医务技术人才，采取了许多特殊政策。对战场上被我军俘虏的医务人员，我军尽最大努力争取留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予优厚待遇；我军攻占城镇后，则由领导同志出面“礼贤下士”，动员医务人员参军，对参加我军的知识分子除政治经济上优待外，对其思想作风的改造不采取强硬措施，而采取尊重、等待和自觉自愿的政策。我军卫生部门在红军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知识分子政策，贯穿整个战争年代，除极个别时间出现执行中的偏差外，整体上是落实得很好的，是十分成功的。

此外，贺诚还对根据地政府系统的卫生工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军委卫生部随左路军行动，被张国焘胁迫脱离了党中央的领导。贺诚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原则的斗争。1936年10月，贺诚到达陕北后，奉命陪同王稼祥去苏联治伤。由于交通阻隔，贺诚根据党的指示留在苏联，并在苏共中央民族殖民地研究院学习，以后转入远东局党校学习，同蔡畅一起领导了在这里的中国同志的学习。

1940年年初，贺诚转入苏联中央医师进修学院做研究工作。1941年6月，贺诚等人在回国途中，被羁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兰巴托。他以医生为公开身份在蒙古中央医院工作，并以自己的收入接济生活困难的中国同志。直至日本投降，贺诚才得以回到国内。

解放战争时期，贺诚任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部长兼政委，全面领导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卫生工作。贺诚根据解放战争各个发展阶段的变化，倡导学习、运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卫勤组织的先进经验和医疗技术方面的新成果，提高我军卫生勤务的战术、技术水平。在医学教育上，贺诚从战争需要和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建设的艰巨任务出发，提出了适合战争需要和中国国情的医学教育方针。

这一时期，贺诚继续发挥了他的政治觉悟、医疗思想和医疗技术的统一的思想。他强调：在医务人员中要提倡为人民服务精神，克服雇佣思想，破除宗派门阀观念，加强团结协作，克服保守思想，大胆吸收新技术。

此外，在医院管理、防疫等方面，东北我军都有新的创造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贺诚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同时又是军委卫生部部长。为创建新中国的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通过1949年9月第一次全国卫生行政会议、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大会和1952年冬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大会，贺诚吸收革命根据地和人民军队卫生工作的优良传统，综合各地、各方面的经验和意见，集思广益，提出促成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和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新中国卫生工作方针。在四大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短短几年间，卫生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屈辱帽子。

1957年年底，贺诚就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1975年，贺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此后，贺诚以极大的热忱，为军队卫生工作的发展做了多方面的努力。

历史记载了贺诚人民卫生事业开拓者的地位和作用。他忠诚，正直，善良，克己，积极，勤奋，才思敏捷，富有创业精神，是我党、我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卓越的部门工作领导人之一，一个不可多得的内行领导人，一个坚贞不渝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本文摘自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的《红医将领》，收录时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供稿：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