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泽·萨拉马戈认为他的文学生涯是从51岁开始的，在此之前，他陆续做过汽车修理工、钳工、公益机关的办事员、出版社经理、报社编辑等多份工作，早年也有过文学作品出版。他在一份左翼报纸里做到了副主编，但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爆发了左翼革命，随后一年国家陷入混乱，他也被很快解职。不过，萨拉马戈由此获得了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里卡多·瑞斯逝世的一年》就是在此时进入构思阶段，最终于1984年出版并为他奠定了作家的声誉。

　　“人人都有书写表达的欲望，但须看是否有其表达之价值，写作是一种责任。”萨拉马戈这样说到。《一年》的写作其实早在他13岁时就埋下了伏笔，那时，“里卡多·瑞斯”，也就是葡萄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第一次进入了他的视野。萨拉马戈深受震撼，但是，没有日后在萨拉查独裁政权下的生活，他不会把小说写成这个样子。在那本书里，“瑞斯”和佩索阿本人分开了，他成了一个被流放在巴西的虚幻的人物，1935年得到佩索阿的死讯后回到葡萄牙，去诗人的墓前凭吊。在那段时间里，瑞斯先生过着极端琐碎的生活，但在他平凡的身影背后，危机的魔影正在欧洲土地上隆隆地推进：西班牙内战失败及佛朗哥上台，墨索里尼侵占埃塞俄比亚，希特勒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佩索阿的幽灵多次拜访在旅馆里悠游的瑞斯先生，关于德国法西斯的粉饰性新闻从四面八方传到大众耳中。伟大的诗人死了，欧洲也彻底告别了还可以吟风弄月的岁月。

　　这是萨拉马戈的开始，一个完全成熟的、惊艳的开始，他的绝活——在真实的历史背景前呈状写虚构的个人行为——就此为人们所熟悉，并在《里斯本围城史》中以更纯熟的形式再次出现，但这一次，研究中世纪葡萄牙史的学者雷蒙多·席尔瓦是萨拉马戈本人的分身，他拒绝接受传统钦定的历史，质疑当年十字军把里斯本城从摩尔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史实，着手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故事填补史书中的阙口。席尔瓦同时活在互相平行的历史和现实之中，这种混合叙事既包含具体的历史事件，又把当代人检视一个既遥远又历历分明、仿佛触手可及的年代的积极态度呈现出来。那些早已沉入过去的“幽暗”是不可能复现的，但是，叙事的客观性只是上帝的伎俩，人必须深入到幽灵缠绕的地方，依靠“分身”去体验真实和想象之域里的魔术。

　　隐喻性无疑是萨拉马戈作品中最大的特色。2003年“非典”盛行时我读《失明症漫记》，几乎读到浑身战栗，它甚至比加缪的《鼠疫》更残酷：只有一个人（医生之妻）自始至终在瘟疫中幸免，而在瘟疫过去的那一刻，这个坚强的女子绝望地看到她身边的一切全毁了，所有的人伦、友爱、信任、日光下维系人际关系的语言和微笑，被一场瘟疫轻松摧毁。人间变成了比丛林还不如的屠场。作家拷问视觉的伦理责任：没有视觉之后的人类世界究竟是纯虚幻的还是更真实？我们也可以同理质问：在“无知之幕”背后，人们真能坐下签订社会契约吗？

　　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被萨拉马戈称为“我所见过的最有智慧的人”是他的爷爷，这位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用从不重复的民间故事填满了小若泽最美好的童年记忆，也使得他后来的小说与欧美主流中产阶级城市文学毫无亲缘。他的人物谈吐往往透露着农夫样的粗鲁的幽默，他们和萨拉马戈一样说话东拉西扯，而且幻想成癖——这是他那固执的怀疑主义的另一面。1987年，他的代表作《修道院纪事》一问世就被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相提并论，因为书中那位18世纪的叛教牧师借着一架用人的欲望作动力的飞行器逃出了宗教裁判所。同样的幻想出现在《失明症漫记》里，到了《石筏》中，这种达到了移山倒海的境地：比利牛斯半岛从欧洲大陆上脱离，缓缓地向大西洋深处、往南美洲巴西的方向漂去。萨拉马戈的这部小说几乎是一个政治宣言，有些书生气地宣告西葡两国应该与哪一个世界形成共同体。

　　若干年前，哈罗德·布鲁姆就称誉萨拉马戈为健在作家中的“仅次于菲利普·罗思的一位”，而欧文·豪则称萨拉马戈的叙事风格是“尖刻而机敏”的。他的小说会让人想起《大师和玛格丽特》的作者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想起《莫雷尔的发明》的作者比奥伊·卡萨雷斯，他们都是擅写寓言的现实主义作家，不同国家、不同政权的政治独裁殊途同归地将他们锤炼成专长幻想和讽喻手法的巨匠。葡萄牙一直是个拖西欧后腿的国家，它贫困，闭塞，常年用软木塞和沙丁鱼维持其出口贸易，萨拉查政权40多年的统治几乎教它倒退回耶稣会教士和宗教裁判所掌权的时代。而葡萄牙共产党却一直站在对抗独裁政府的第一线，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宪警的儿子若泽·萨拉马戈会成为死心塌地的共C党人。在他担任左翼报社副主编的日子里，白色恐怖和暴力冲突席卷了整个国家，他有大批同志被捕，流放到佛得角上的塔拉法尔监狱，所幸他们的神经都足够坚韧，萨拉马戈从未遭受被出卖的厄运。

　　萨拉马戈的人民和西班牙人一样忍下了独裁的桎梏，这两个本质上保守的拉丁国家从来就不产政治智慧和政治行动的勇者，只能通过先经历流血的试错、后依靠时间的流逝去抚平伤痕的方式，缓慢地、艰难地爬向社会民主。萨拉马戈常把他笔下的女性（《失明症漫记》里的“医生之妻”、《修道院纪事》里的布里蒙达）刻画成“无言的爱”与奉献的化身，这是传统葡萄牙人品质的一种写照；而那些男性则分身为二，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想象的产物，它既全知又一无所知，就像萨拉马戈的爷爷一样，是一个可以在无花果树下给孙子讲三天三夜故事的目不识丁的农民。

　　这位淳朴的爷爷因为萨拉马戈在受奖演说中浓墨重彩的描述而让人印象深刻，他把自己那种独特的民间故事笔法完全归功于爷爷的熏陶。作家2岁以后，他的父亲带着全家人移居里斯本，不过孩子在假期里还是经常有机会回到乡间和爷爷奶奶待在一起。萨拉马戈一家的日子一直比较清苦，最拮据的时候，母亲甚至把家里的毯子拿去典当；父亲在儿子的眼里没什么坏心眼，但毕竟是萨拉查政权的一名警员，名声不佳。他上了职校，毕业后做了汽车修理工，从那时起直到以《里卡多·瑞斯逝世的那一年》成名，一直被视为他的“蛰伏期”。

　　在1975年后，激进左翼在国内的靶子慢慢弱化了，但共C党人萨拉马戈却持续活跃。获得作家的名声后，他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频发被认为是迂腐书生的批评言论；他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接纳萨拉查的葡萄牙为其一员始终耿耿于怀，从而更加执着地留在左翼阵营里。他远不是个广受尊敬的“反独裁斗士”；即便在1998年10月，全体葡萄牙民众都引他为骄傲，人们依然很难接受他那种开口千言、离题万里的演说。2002年，巴以冲突自新千年以来第一次加剧，萨拉马戈到西岸地区造访了一趟，回来以后把那里的局势比做“奥斯威辛”。不知有多少人闻言吃吃地窃笑：堂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玩出了乌龙比喻，看来国际左派真的当不得。

　　但是我们可以、也应该仅仅听一个作家通过文字发出的声音。他在他的小说里最响亮的声音就是“不”。这是对隐藏起来的权力的直接点名，是对从宗教裁判所到充满伪善与偏见的现代社会的驳斥性诊断。在萨拉马戈这里，权力总是隐晦的阴影，假如人能够主动否定自己的视觉，则隐晦的真实会借助想象的翅膀从幽暗中呈现自身。凭借分身和隐喻的艺术，萨拉马戈尝试颠覆任何凭借权力定义真实的努力；他和他的文字终将归于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