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事经过是这样的：

父亲，1919年生，1956年去世，终年37岁，曾在成都南熏初中和济川高中毕业。解放前后一直从教，土改时曾协助土改工作队工作过，他曾邦他识字，扫除文盲，后来晋升为工作队长及后来任乐山地区政法委书记的文付春同志为好友。

56年7月，由文富春（当年为县公安局副局长），区文教，乡长（还没有成立人民公社）合作社的社长，招集我家的爷爷奶奶，和我母亲作安抚商谈会。我也在现场，我亲自伶听了他们交谈全过程，大意是：吴老师对党的方针政策误解而死，政治不留半点污点，生活上的困难由合作社解决，五个小孩的书学费学校全免，升学同等对待，一直到十八岁为止。并当场发抚血金70多元。这些都装入档案，有据可查。

实际上，当年他们也是这样做了，我家对公负担全免了，我读小学，大哥读中学费用全免了。可见当年的党风民风还是比较好的。

到了61年，升学政审时，却安上了叛党份子，畏罪自杀呢？我家是贫农，三代历史清白，父亲的档案在县教育局，学校政审应当到县教育局审查，公社没有挡案，无权作这样的历史结论，问题出在那里？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事情到了1990年，大哥的二娃以优异的成绩考上解放军飞行学院时，直接到教育局提挡，经审查完全合格，飞行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官，培养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飞行员，目前他的学生分布在全国各地，担负作保卫领空和领海的任务。

1961年凭什么取消我和大哥的升学资格？究竟有没有党纪国法？

八十年代初，父亲同事刘老师向我讲述了事情的真相：

1955年中央出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56年又出了“潘汉年”案，当年中央出了一个文件，叫“肃清内部历史反革命犯”简称“肃反”。主要清查已是职工的内部有历史问题的人。

父亲和刘老师及陈性同学在成都上高中时同学一年，后因各家的具体情况有的辍学了。有的继续上学，有的打工去了。1956年时，父亲和刘老师分别在教育战线，而陈性则在商业系统上班。

文件传达后有人怀疑陈姓同学在上高中时加入了国民党的反动组织，公安局就派人来调查，向父亲和刘老师取证。

来人是个年青人，性格暴躁，工作方法简单，先是调查刘老师，刘老师也是个性格暴躁不怕事的一个人，当年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持是党员与这个黄姓公安三句话就打然火，还差点动了手，最后闹到区委去解决，黄姓公安奈何不了他，转而过来找我父亲，父亲是典型的文人，一生为人小心谨慎，特别是经过斗争地主，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也清楚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有一次他参加批斗地主大会，见到基干民兵对地主用酷刑时，会后他对同事小声的说了一句，这种斗争是否过火了点，同事马上反驳他，说他还同情地主富农，他吓得几天不敢说一名话。就是这样一位胆小怕事的人那里经得住黄性公安的威胁，自己想不开，黄性公安后来也受到处理，不胆受到批评，还开除了公职，看来一场误会就该化解。

谁知，五年后我们升学时有人拿这事说事。什么“畏罪自杀”。“叛党份子”多种罪名都成立了。

这件事我们又是怎么样知道的：

一是61年生产队长亲自对我说，大队书记说，这个人是我们想尽千方百计才把他整回来的，不能放他走。

二是，62年，乐山地区教育局系统因缺外语教师，准备办一个外语培训班，经大哥老师的推荐，乐山来调人时，我的叔伯堂妹当时正在公社，在他的办公室内，只听这个公社干部对地委说，他家的历史不清，不能调他去教书，目前农村正缺劳动力，他干农村活还行，是一个强劳动力，农村就是虽要象他这样的人来改变农村面貌。堂妹当时反驳说，他的父已经结案，没有问题的。这个干部还批评他说，组织上的事，不要你多嘴。

就这样，大哥当了一辈子农民。直到了九十年代，他的原高中教师实在看不下去了，才通过各种途径改变了他农民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