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经历十分复杂、曲折,这篇文章是难以容纳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文强口述自传》(不过,照记者看来,该书尽管有二十多万字,但与他的漫长岁月的丰富阅历相比,也仍然只算粗线条)。记者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文强转而为国民党军统效力,这是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关头,他是怎么想的?
文贯中回答,“当时民族危亡是中国最紧迫的问题,军统这种机构,不能否认它后来有对付共产党和对付老百姓的功能,但是建立之初,军统是出于抗战需要,它的主要使命是对付日本人和汉奸。”从文强当时承担的任务看,除了培训,主要就是在上海搜集各种情报,上海那时战火正急,他“每天跑各个高级司令部搜集战况,回来整理,送到南京”;他还受命花大工夫调查上海沿海地形,以作防卫参考。上海沦陷之后,他也一直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搜集到的情报包括珍珠港事件。
文强这段时间不是没有接触过中共的人。在上海马路上,他邂逅了黄埔四期同学、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袁问他:“你怎么还不归队呀?”告诉他周恩来在找他,“在延安给你平反了”。但是这个时候的文强头脑中要多绕一下弯了。他问:现在延安是谁主事?袁国平回答:“是毛泽东负责。”文强说:“他是多变的人,恐怕三个月以后他又会变的。”袁国平说:“你好象对毛泽东没有信任呀?”文强直言不讳:“向来没有信任。”
文贯中对记者说:“我觉得父亲当时脑子比较清楚,知道在国共合作期间能见到这些中共党员老朋友,没什么问题,但是今后怎么样就不知道了。我父亲知道毛泽东一直有过激思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就是毛亲手写的?毛在湖南、在广州、在井冈山所做的那些事,他也知道一些,他那时还在共产党里面嘛。比如毛一手策划的“反AB团”,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冤案,不知道杀了多少自己的同志!”
文贯中进一步说,那时文强也通过比较看明了共产党的党内斗争的残酷性远远超过国民党。国民党戴笠找他,听他一讲情况,很容易就相信他、委任他了,他在国民党中上升得很快,他在共产党任职的“历史问题”始终没有被当成一个问题,从来没有被国民党“隔离审查”,要他交代干了哪些“反国民党罪行”,他后来与共产党中很多人继续交往,也用不着去向国民党的上司作什么“汇报”。在共产党内做得到这些吗?“父亲在共产党的几年经历足以使他明白,他若再回去,又遇上很激进的毛泽东在延安在主事,说变就变,很可能就有杀身之祸。他没有回去是明智的。”
文强虽然不愿回共产党,但他给自己订了一个原则:与共产党为友,不与共产党为敌,大家一起抗日。
话虽这么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文强在军统,开始确实是针对日本开展工作,抗战进入胶着状态后,他被调到河南、山西去监视孙殿英的部队。孙后来当了汉奸,当时名义上还是忠于民国政府,戴笠不放心,派文强去监视。不过,抗日战争后期他驻西安,文贯中推测说,这个时候他会不会涉及对付共产党?“毕竟他了解共产党的内幕”。但文贯中强调说:“这只是我的猜测,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他参与了对共产党的策反或围剿。只是蒋介石一直觉得延安是他今后的主要对手,西安是当时蒋对付共产党的重镇,父亲驻西安,是否会卷入国共两党的恩恩怨怨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