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贯中的父亲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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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由[ jackson ]创建于2013年04月26日

文贯中是五个兄弟中唯一上了高中的人

发布时间:2013-04-26 11:44:28      发布人: jackson
 阿婆看三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太可怜,毅然挑起了全家重负。文贯中小小年纪,已经知道发愤读书,因为成绩较好还能领到一些奖学金,寒暑假也到工厂打工,减轻家里的负担。

    小学毕业,他的梦想是考进上海最好的中学之一五十一中。从成绩看他很有希望,是学校里唯一能考这所全市重点中学的人。但是小学穆校长打开他的档案袋,才发现几乎是空白。穆校长把他叫去,想帮他补上,问他父亲职业?“不知道”;家庭出身?“不知道”;母亲为何死亡?“不知道”……五十一中学当然不会收一个家庭情况模糊不清的考生,文贯中掉进一个无论设备还是声誉都极差的中学。一位同学说,如此家庭出身还想考五十一中?“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文贯中心似乎被锋利的匕首狠狠扎了一下。“阶级路线”这几个血红的字从此永远烙在他心深处。

    重点学校上不了,入共青团更不要想。升初三时,他和校团委书记大吵一场。“因为勤工俭学,我已经很忙,他还让我‘学雷锋’做许多社会工作。例如,要我在寒暑假帮同学补课,要我组织数学小组、物理小组,要我当各种带头人……整天疲惫不堪。只要我有些犹豫,团委书记就会说,要入团就要做这些事情。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对他说,既然我离入团那么远,那我就做个团外人士吧!我不想入团了。他听后大怒,从此将我列入另册。”

    文贯中是五个兄弟中唯一上了高中的人。邻居认为以他的出身,实在是非常幸运了,他的三个哥哥连初中也没上完,弟弟呢,“聪明、漂亮又健壮,成绩也非常好,但就是不让他考高中,一去新疆十几年。他唱歌、演戏的天赋十分突出,很多部队文工团想招他。但政审时,总会有人说,怎么能让一个战犯的儿子上我们的舞台呢?”

●浩劫

    中学“文革”,便是以“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学校”的名义,挑动黑五类子弟、工农子弟和干部子弟这三类学生之间的斗争,有时极为残酷。

    “文革”前文贯中和这三类同学关系都较好,“文革”初期他没受什么冲击。一九六七年初,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要批判“血统论”,来动员他,说:难道你不关心“文化大革命”?这可是顶很大的帽子,他只好加入。当时徐汇区中学两派学生决定在他们中学操场上开辩论会,他被推作主要辩论人,上千人的辩论会结果以他这派占上风而告终。渐渐地这一派的文章、大字报的执笔都落到他头上。

    文贯中没有想到厄运正在降临。“我没有高人指点和提醒。其他出身不好的同学,家长大多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对政治运动的经验十分丰富,知道利害关系,他们管教孩子尽量不多说多写,要随大流。但我的阿婆目不识丁,太相信我不会出岔子了。”

    文贯中成了对立派别恨之入骨的对象。光天化日之下,抢他的书包,用自行车冲撞他,派流氓打得他鼻青眼肿,甚至派人来他家砸暖壶,剪棕棚床,浇湿所有床被……还绑架他关在学校的黑屋里折磨。

    对“血统论”的剖析不可避免地延伸到“文革”之前。他们认为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委会没有采取行动去清算——“现在想来,我们当时十分幼稚!”

    一九六八年,文贯中被市革委会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以莫须有罪名宣布为“反动学生”。他先被军宣队关在市里一个学习班,军宣队说他出身反动,“文革”中反毛泽东、反市革委会。三个月查不出什么证据,又把他在徐汇中学“牛棚”里关了近一年,每天打扫厕所,清理教室。他经常挨红卫兵打骂,几次差点被整死。一九六八年夏天一个下午,一群红卫兵围住他,要他长时间弯腰、鞠躬、“认罪”。晚上他们将他押到一间黑屋,将他眼睛用黑布蒙上,死命打他,椅子腿都打断几根。“他们离去时,我遍体鳞伤,只能在夜幕掩盖下慢慢爬回家中。身上没有一块好肉,连衣服都变成碎片,浸透了血,牢牢黏在身上。阿婆帮我脱衣,一脱便连皮带肉撕下来……那几天我彻夜无法入睡,白天咬着牙照样要去学校劳动。”令人发指的是,红卫兵见他身上贴了膏药、纱布,又逼他交待是谁治疗他,竟然气势汹汹去那人家兴师问罪。

    又一次,他打扫操场,一帮学生逼他紧靠墙根,低头向毛泽东请罪,他们竟从楼上将一把铁脚椅子狠狠摔到他的头上,砸得他昏死过去。这样下去,他很有可能要给活活整死的。工宣队也害怕了,把他转移到一个工厂的牛棚里去。虽然体力上累一些,虐待和生命危险总算躲过去了。

●插队

    毛泽东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贯中几乎是被从“牛棚”直接送到吉林省梨树县刘馆公社。领队要公社干部警惕这个“反动学生”,传达下去,农民跟他说话时眼光都怪怪的,似乎在琢磨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坏人。不过,第二年以后农民就不理这个茬了。

    下乡使他真正体会到为什么说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文贯中第一次看到了赤裸裸的贫穷——房子全是用土坯和泥建成,知青和农民一样整年吃窝窝头和高粱米,一年只有一斤大米和一两斤白面;菜呢,大半年只靠臭大酱、腌酸菜;农民一年只吃两次肉:一次是上冻前后,除了老母猪外农民将所有的猪都杀掉,因为没有粮食喂养它们过冬;农民留着最好的肉,挂在户外梁上冻上,到春节才化开大吃一顿;有些农民的孩子十几岁了还没一件遮体衣服。

    农村生活也使文贯中第一次了解到毛泽东极左路线、政策造成的灾难。有一次田间休息,他和一位出身为下中农的老大爷聊天,要他讲讲一生中最悲惨的经历。老农见其他人都在地头另一边抽烟说笑,无人注意,便悄悄说起有一年村里饿死许多人,活着的也人人皮包骨,气息奄奄。充饥的只有野菜,大家整天肚子淌清水。他的老娘饿死了,他自己饿得两眼发黑。不过他的命还算好,活下来了,他的老弟饿病在炕上,支部书记说他“装病”,一定要他下地干活。老弟挣扎不起来,书记命令人将他押到地里,他老弟东倒西歪干了没多久,便倒在地上再没起来……最后他吞吞吐吐地说,这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我听了他的回答,一时目瞪口呆。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提起大跃进时因严重饥荒而造成死亡,不啻是一场心理地震。”

    第三年后,男知青中仅剩了文贯中一人没有任何招人单位要,其他知青有的上调省城,有的到了县里。东北的冬天几乎长达半年,冬天夜幕降临特别早,农民无事可干,早早上炕,他就利用漫漫长夜博览群书,其中很多都是英语、日语和法语书。“当时很多中文书被禁掉了,即使弄到了手,也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看。但在乡下看外文书,别人就不知道我在看什么内容。外文书不但满足我对知识和文化的饥渴,而且提供一种保护。”

    文贯中记得,大队党支部书记听说他“看洋书”,打算来突然袭击。多亏一位上海知青连夜跑来向他透露风声。文贯中心生一计,要她回去暗示书记,如果来抄书就要犯“严重政治错误”,因为他看的是马列著作——马克思、列宁等都是外国人,当然用外文写书!

    他的外文书中确实有些马恩列斯著作,但更多的是文艺、历史和政治著作:从上海带去的,朋友寄去的……英文版《双城记》和《悲惨世界》,他都是在下乡期间读完的,书中悲剧性英雄成了支撑他坚强地生活下去的精神榜样,也使他更加爱憎分明,更同情农民和世间一切受歧视受迫害的人群。

●祖孙

    因为阿婆病重,文贯中顾不得扎根边疆,奔个前程,他回到上海要陪老人走过生命的最后日子。那三年让他不堪回首。“我经常要去街道作种种抗争:去力争医疗费的报销,力争阿婆的生活费的如期发放。街道经办此事的干部不知出于何种阴暗心态,经常冷嘲热讽地刁难,一会儿扬言要将我赶回东北,一会儿又威胁要送阿婆进养老院。我往往被她气得七窍生烟。”

    一九七四年起上海允许至少一个知青孩子回城照顾老人,文贯中便也申请。市知青办接待人员认为他的情况太符合“优先照顾”的范围了,不料街道那位干部坚持认为阿婆与文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要他趁早回东北,并扬言今后不再报销药费、支付生活费。

    文贯中走投无路,只有一个信念在支撑他,那就是绝不在阿婆最需要的时候抛弃她!绝望中,文强又获准和家人通信,文贯中以前给父亲的信都报喜不报忧,这次他决定豁出去,如实告诉父亲家中凄惨详情。他写了一封用泪水和由心尖滴血凝聚的长信。“我描述了阿婆如何含辛茹苦,在艰难环境中带大我们兄弟几人,我们又如何一个一个天南海北地远离了她。即使阿婆与我们没有血缘关系,难道她不就已经是我们真正的长辈?何况户口本上‘户主’一栏我们历来填写她的名字。在她瘫痪在床,随时可能撒手人间的时刻,难道我们不应守候在旁,报答她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于万一吗?一定要将她与我活活拆散,天各一方,天下有这样逆情悖理的事吗?”

    公安部果真派人来上海调查。当时上海是“四人帮”天下,来人并没有直接找文贯中。估计街道一定说了很多坏话,文强连着给儿子写了三封长信,劝他服从街道处理意见,返回东北。文贯中意识到父亲可能也出于无奈,只好不再给父亲去信,免得他左右为难。他坚决地对街道说,只要阿婆活一天,街道不要指望我弃她而去!

    那三年文贯中起居饮食完全颠三倒四,随阿婆需要而定。阿婆大小便失禁,因双目失明,也就没有昼夜意识,常常在半夜要他帮她翻身、喝水、大小便。三年中没有一天好好睡过一个整觉,文贯中的双眼永远红肿,布满血丝。

    文贯中也错失一些机会。当时梨树县八中急聘一名高三物理老师,公社有位干部强烈推荐文贯中,八中来了信。这个教职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但是想到阿婆确实须臾离不开自己,文贯中只好谢绝。

●转折

    一九七五年,文强被“特赦”,濒于绝境的文贯中面前才出现一线曙光。他与阿婆来到了北京。不过,户口虽然转进了城,工作却不好找,当了好几个月无业游民,用人单位一听文贯中的出身就摇头。“文革”结束后,经街道介绍,当了一段时间公共汽车售票员,后来又到食品厂当搬运工。

    真正的机会是一九七八年到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学部)从乡下迁回,情报研究所大概是国内订阅外文期刊最全的机构,需要有人将论文翻译成中文。文贯中听说了,就寄去一份从英文翻译成的中文作品。所里派了一位老先生对他进行笔试和口试,以前苦学的外语派上了用场,他去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里上班了。“工作两年,我找到了这一生的使命!”

    那段期间也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社科院上上下下充盈着忧国忧民的气氛,大家痛定思痛,都在严肃地思考、争论,探索中国走进“文革”这一荒唐无匹而残酷无比的怪圈的深层原因,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什么体制才能稳步走向民主、自由和现代化的目标。院外事办公室有时来情报研究所借人帮助接待外宾,所里常常让文贯中去,他随外宾拜访院长或副院长及各所所长,亲耳听到著名社会科学家和活动家们对“文革”的深刻批判和对未来的憧憬。当时社科院有一个在小礼堂举行的内部双周吹风会,请很多思想家、理论家来讲十年反思的心得,演讲者们对政治、经济改革的设计远远走在了现实前面。文贯中总是千方百计地钻进去旁听,“很奇怪,并没有人拦我。”

    一九七九年夏,三十三岁的文贯中决定报考研究生。女友在上海工作,他决定优先报考复旦大学。学什么专业呢?他想解答萦绕在脑海中的数不清的问号:中国发展的障碍究竟在哪里?大部份人为什么那么贫困愚昧呢?中国的现状为什么和中国古代的历史地位完全不相称呢?——中国曾是东亚文明的发源地,是个万方来朝的国度啊,但是当今神州,感受到的是人与人残杀的血腥……文贯中反复思考的结果是:中国面临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普遍的贫困和愚昧,这是专制和暴君的最肥沃土壤。当时复旦有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专业,“我觉得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就去报考了这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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