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焘先生不仅培养了高质量的中国学生，也不辞辛苦，呕心沥血地培养外国学生。仅以他的三名韩国博士生为例，北大的博导都知道，凭心而论是不愿意指导外国博士生的，因为按规定，他们要用汉语写博士论文，外国人的汉语语法错误又多又难改，修改这种博士论文比自己写还要费力，但林焘先生从74岁高龄起硬是指导下来三名韩国博士生并且使他们通过了博士的答辩，其中男博士生林凡钟硕士期间学的还不是语言学，指导这样的外国学生成功获得了博士学位，费时费力费心可想而知。目前，林焘先生的三名韩国博士回国后，有两名担任了教授、系主任。她们是梨花女大中文系的沈小喜和济州大学中文系的宋玄宣。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了。

　　我对林焘先生早有敬仰，但真正见面是1982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北京中关村的市场前，那时我只是个中央民族学院中文系刚毕业的年轻教员，而且考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没有考取，我向林先生自我介绍，他丝毫没有北大名教授和硕士导师的架子，那次与我谈了很长时间，既有业务的指导，又有再考的鼓励，使我从此坚定了再考北大中文系语言的信心。两年后我考入北大中文系语言理论专业硕士生，在校园里遇见林焘先生时，他总是祝贺、指导加鼓励，有时谈得很长，旁边的杜荣夫人不得不提醒林先生刚刚大病初愈，我为林先生带病长话鼓励一个路遇的研究生而深深感动，也为自己不知深浅干扰先生身体康复而内疚。

　　我真正与林焘先生长期而深入的交往和接触还是前文提到的1987年林先生发表了《北京官话溯源》以后。我于1986年12月在中文系硕士毕业后分到东语系任教，当我看到《北京官话溯源》后几乎欣喜若狂，因为林先生谈的汉语北京官是受东北方言影响而且也受到了满语等阿尔泰语系的影响，这与我的硕士论文《满语对汉语的影响和连锁式音变》选题非常一致，从此，我就成了燕南园52号的一名新客，并从此成了常客，林先生不嫌弃我这个民院毕业的北大硕士，不嫌弃我这个粗心直爽的北方青年，免试专业课(只考英语)录取了我为博士生，并在四年中悉心指导我去全国调查，一遍一遍地修改我的博士论文。1994年春天，林焘先生住进了北医三院，仍在病床上修改我的论文，有时一只手扎着吊瓶针，一只手费力地改写论文，情节十分感人!博士毕业后，我在北大先后任教授、博导、所长。又去日本、韩国、朝鲜、香港讲学，去新疆石河子大学、兵团教育局和宁夏北方民族大学任领导，但正如季羡林先生翻译《沙恭达罗》的名句那样：“黄昏时刻的树影托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你无论走得多远也离不开我的心”。每当我到外国外地时总要到燕南园林先生家里汇报一番，林先生帮我指导业务，也帮我分析为人，还帮我预测前途，他的谈话就像是我克服缺点的过滤器，又像是我发扬优点的加油站，我从这里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又从这里充满信心出征远行。今年9月我还与林焘先生、杜荣先生夜话贺兰山，万没想到，10月回京竟成了永别的日子!林先生：你让你的学生精神寄托何处?!新路指向何方?!

　　亲友和学生的哭声，心灵的呼声，加上北京夜空的风声，偶尔车笛的鸣声正和谐着语音泰斗驾鹤西去的语声，一起划破了北医三院的宁静。

　　敬爱的林焘先生：愿您在语音和声交响曲的伴奏中安宁地西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