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庚的话
张庚在复杂的斗争中,宣传贯彻党的路线,发展壮大革命的戏剧队伍。这期间,他与洪深、夏衍、于伶、凌鹤、章泯等一起,进行集体创作,他根据梅里美小说改编的话剧《秋阳》在上海和其他城市演出,引起强烈反响。他还辅导工人、学生演戏,编辑《生活知识》等刊物,并撰写理论、评论文章,他对洪深等作家作品的评论,对左翼戏剧团体演出的评论,都因其中肯、深刻,而在戏剧运动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从这时起,他就关注民族戏曲,撰写文章对民族民间戏剧给以高度评价。
1942年他发表的总结秧歌运动经验的文章,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这期间他提出了对戏剧工作具有长久指导意义的“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的主张;出版了《戏剧艺术引论》,这部著作以开阔的视野吸纳外国戏剧的创作经验和理论成果,并密切结合中国戏剧的实际,阐述了戏剧艺术的一些根本原理,在培养戏剧干部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了贯彻党的戏曲改革的方针,中国戏曲研究院受文化部的委托举办了两届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和三届演员讲习会。张庚同志领导研究院的同志,深入调查研究,与戏曲艺人紧密结合,贯彻党的“把马列主义交给艺人”的指示,抵制“左”的错误思想倾向,使戏曲改革工作取得积极成果。这期间张庚同志发表许多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文章。根据党的“三并举”的戏曲剧目政策,张庚同志阐述了整理改编传统戏、创作历史剧和现代戏的实践中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并进而探讨艺术的规律。在汲取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剧诗”说,在理论界和实践中引起广泛影响,对中国戏曲发展和戏曲理论建设做出重大贡献。与此同时,张庚同志还撰写了《中国话剧运动史》及《中国话剧运动大事编年》,为话剧史研究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发表了多篇研究总结中国民族新歌剧及发展道路的文章。
五十年代以后,张庚同志还出版了《论新歌剧》、《论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张庚戏剧论文集》、《戏曲艺术论》等著作。他一生主要著述集为《张庚文录》七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张庚不仅是一位富有创见的理论家,而且是学科建设卓越的设计者和组织者。他提出了艺术研究分为资料——志书——史——论——批评不同层次及互相结合的构架与方法,并将其付诸实践。他在主持中国戏曲研究院研究工作期间,即组织、主持编辑了《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戏曲选》和各种戏曲研究资料,并组织了《中国戏曲史》和《中国戏曲概论》的集体写作。在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领导期间,张庚主持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的编纂,与郭汉城同志共同主编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主编了《当代中国戏曲》、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国戏曲志》。这些集体项目建构了中国戏曲理论的基本框架,对戏曲研究来说是奠基性的、承前启后的重大工程,在这些工程中都凝聚着张庚同志的心血和智慧。
张庚在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和中国戏曲学院领导期间,多次举办了戏曲史论进修班、研究生班,建立戏曲专业高等教学体制,并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招收研究生。在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领导期间,他主持成立了研究生部,并兼任研究生部主任,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为艺术科研人才的培养打下重要基础。他还关心支持中国戏曲学院的教学工作,亲自领导了中国戏曲表演教学体系教材的编写。
张庚的贡献不仅表现在文章和著作上,他的治学态度和治学道路同样是巨大的精神财富。
张庚自三十年代起,就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努力运用于中国戏剧发展的实践。他一贯重视调查研究,重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重视向戏曲演员学习,重视理论创新,在他和其他老同志的领导和影响下,从中国戏曲研究院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形成了良好的学风和学术传统。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张庚的学术观点曾多次受到错误的批判,“文革”期间,更受到“四人帮”的诬陷和迫害。但张庚同志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在学术上坚持真理,不妥协,不让步,历史证明了他的学术品格的高尚和学术观点的正确。
张庚的晚年仍十分关心祖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和艺术科研事业的发展,以满腔热忱关心、支持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改革、发展。在生病期间,他还殷切关注中国近代戏曲史等课题的立项和完成,希望填补戏曲研究的空白,并关心青年人才的培养。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张庚一贯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同志热情关心,在学术上作风民主,善于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在道德文章方面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博士学位指导教师,文化部艺术委员会委员,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
张庚先生在中国戏曲理论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他先后开办了中国戏曲理论班,组织建设研究生部,培养了大批中国戏曲理论干部,为中国戏曲理论研究做了许多基础工作。
七十多年来,他与革命的戏剧事业共命运、同呼吸,为民族的戏剧事业献出毕生精力和全部热忱。他密切结合戏剧发展各个阶段的实际状况,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戏剧人才,在戏曲、话剧、歌剧等各个领域,在戏剧史和戏剧理论研究、戏剧批评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