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年岁里，秦金培一直被拧着发条，没有机会像躺在三病区的病榻上那样松懈着过活。他生于江苏靖江农村，1979年顶替父亲到上海标准件三厂工作，这之前，他在家里务农，闲时兼做木匠。

他的木匠手艺不赖，至今许多旧同事的家中，仍存有他打制的家具。

秦岭回忆说：“小时候去父亲单位洗澡，一直以为他是领导，那么多人跟他认识，与他打招呼，夸他的儿子。”

其实，秦金培只是供销科的普通科员，初进厂时，他的职位更低，是车间工人。秦金培文化不行，念书只念到初中，但字写得好。老厂长便提携他，将他调入供销科，抄写供销单据，每日抄写上千份，也不比在车间做活轻松。

但秦金培由此记牢了老厂长的恩情，甚至发病前，他还惦念着在正月以后，要请老厂长吃饭叙旧。

秦岭也反复提到，父亲是知恩的人。比如，在秦岭读研期间，秦金培就命令儿子，一年要去导师家里两次，与同学结伴去一次；自己单独再去一次，送点老酒。

他把知恩图报记作家训，不但身体力行，还将他人施与的恩惠，终日挂在嘴上，反复敲打着儿子。

秦岭说，父亲的记忆细碎却牢固，他能记住在儿子年少住院时，有女同学来探忘，送来过东西。

那是1999年，各色困难也如现时一样虎视着围拢来，随时准备击溃秦家。当年，秦金培仍是家中的中流砥柱，他所扮演的角色在坊间有个精准的比喻，称作三夹板，要直面来自子女、老人与社会三方的压力，每一方的诉求，似乎都刻不容缓。

那一年发生了多桩事情，首先是儿子秦岭胃出血入院。接着是靖江乡下的老父亲也突然抱恙，被送至上海医病。最后，在别处已是热火朝天的国企改制开始在标准件三厂登台，工厂要减员增效，秦金培的面前就摆了两条出路：一是与单位签“协保”协议，每月领取四五百元生活费直至退休；第二条路，由单位买断工龄，一次性领得一笔赔偿。

这是体制第一次在秦的身上划下印痕。

秦金培没有落下儿子，更无亏欠老人，但工作的事，他考虑了良久。同辈人中，有人自谋了出路，有人投奔了私企，也有人索性只吃“低保”，套着睡袍混迹于棋牌室，再无振作。

秦岭仍记得，有一日，父亲抛出个问题问已经下岗待退休的母亲：“是出去给别人干？还是自己干？”这像是一句问句，又像是已经作了决断。

几天后，秦金培选择“协保”，而后筹钱，将三厂的门市部盘下来，做起了标准件生意。

在自家店里，秦金培还挂了头衔——经营部经理，这几乎是光杆司令，至多领导他的妻子与一个送货小工。

他满意这种改变，觉得“改改也好”，只有在细琢磨“协保”这事时，才偶然讲些怪话：那时国家困难，等国家好了，会不会给我们补偿？

“我们家想不开的。”秦岭说道，在他记忆里，全家一起远行，只去过南京、杭州，最近的一年，游玩地更退缩至市内——距家2.1公里远的森林公园。

以上海人看重的房产来衡量，秦家的家境，算是小康。几年生意做下来，秦金培替秦岭攒了套房。2007年时，他将40平方米的房子交到儿子手上，力有不逮地说：“这房子你先住着，以后有条件了，自己把它翻大。”

若不是秦金培做生意死板，他或许买得起更大的宅子。

死板大抵是指：只进高质货，导致卖价偏贵；有采购员来讨回扣，人情往来他能接受，但强行索贿，秦非常憎恨。

秦金培不讲究吃穿，唯独嗜好烟酒。秦的内弟孙华钱也说：他抽烟喝酒太厉害，之前喝白的，劝了以后改喝黄酒，你要再劝，他就沉下脸来训人，“喝酒又没几钿？喝伐起啊？”

秦曾说过：哪天我不抽烟、不喝酒了，你们可以给我准备后事了。

怎料被他言中。

后来他躺在长海医院的床榻上，不能抽烟，无法喝酒，家人无休止地喂他吃种种抗癌特效药，都价值不菲，并且自费承担。

医治期间，秦金培提出要看医疗单据，秦岭经过加工再造，把1万改成1千，连诊断书都央求医生开出两份，阳性是现实里的，阴性是安慰剂。编谎初期，连秦岭的母亲都信以为真，以为病能治好。

当秦金培最后知道，在自己的手臂里埋设一根方便打药的塑料管，都花费近千时，他身子僵挺在床上无法开口，但拼命摆手拒绝。

与医院床位的稀缺相比，自费药与耗材的昂贵，倒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