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出版事业不倦追求的智者与行家
从1959年起，因同住文化部宿舍的一个楼层，我开始认识时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的王益同志，感到他知识渊博而又平易近人。1972年，他和我先后从文化部“五七”干校返京在国务院出版口报到，接触也逐渐多了起来。但“文革”那种特殊政治环境使这位出版界的智者和行家难有作为。他当年曾悄悄对我说，现在普遍存在两种人：一种是总想怎么整人，一种是总想怎么不被人整，这怎能使人做好工作呢？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位多年受到压抑的智者和行家像获得了新生一样，从精神状态到工作业绩都达到了成熟出版家的高峰期，抓改革、促发展、著书立说，稳步前行。我也在同他的接触中深受教益。我曾这样说过：“我从他对出版事业的贡献中得益，使我有一种‘坐享其成’之感；我从他思想品格中得益，却使我感到同他有一种难以缩短的差距。”
王益同志一生忠诚于出版事业，为出版事业一直在不倦地追求，不倦地奋斗。在职时是这样，离休后还是这样。他对我国出版的历史和现状有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对外国出版业做过比较系统和深入的考察，写了大量立意新颖、论据严谨、文风朴实的文章，他对中外出版比较研究的成果对我国出版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对出版实践问题的解决，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著有《王益出版发行文集》、《王益印刷文集》、《王益印刷发行文集》续编和三编、《出版工作基本知识》等；主编《图书商品学》，亲自撰写《前言》和有较高理论水平的《总论》(上编)第一至第八章。他在80高龄时，还翻译出版了美国一位出版家的专著《图书出版的艺术与科学》，赠送给出席庆祝他从事出版工作60周年座谈会的同志，使与会者不仅能够读到这部有借鉴意义的专著，而且更可以从中体验到这位老出版家对出版事业极其负责、精益求精和不断进取的精神。王益同志以他的出版学著作，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宋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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