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竟无

　　欧阳竟无（1871～1943）江西宜黄人。字竟无，一字渐吾。早岁刻苦治学，博览诸子百家，中日甲午战起时，感于杂学无济于国事，乃专治义理之学，欲以之挽救时弊。三十四岁，赴南京师事杨仁山，得闻华严法界之旨，归信佛教，入祇洹精舍，潜心经论，致力佛学。年三十六，母亲病逝，遂将肉食、色欲一并断绝。自云学佛与他人异，每于悲愤而后有学。曾留学日本，返国后任两广优级师范教员。其后再赴南京从杨仁山游，杨氏临殁，以金陵刻经处相嘱。 　　民国元年（1912），与李证刚等倡设佛教会，主张政教分离、沙汰庸僧，可惜事与愿违，未能成功。 氏于佛学，初读大乘起信、华严、楞严。年逾四十，转攻法相唯识、瑜伽师地等，更由大智度论而般若、涅盘；久之，会通儒佛，所刊行中庸传、孔学杂志、四书读等，皆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因此被学术界尊为“‘佛学大师’”。 　　民国十一年，在南京创立‘支那内学院’，讲‘唯识抉择谈’，吕澄、汤用彤、王恩洋、黄忏华、熊十力等人皆尝游学于其门；民国十四年开办法相大学，设特科，然以时局停办。复编纂藏要三辑，方便学佛。抗战期间，迁内学院于四川江津，仍讲学、刻经不辍。民国三十二年二月，氏以肺炎病逝于蜀院，享年七十三岁。门人总辑其遗文三十余卷，成‘竟无内外学’一书行世。政府播迁台湾后，该书未见流通。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觅得其书之大部分，出版欧阳大师遗集四册（二十五开）三千余页，其名著‘唯识抉择谈’、‘对空有诸宗典籍之叙论’、‘瑜伽师地论叙’，及‘支那内学院院训释’等，皆包含于其中。氏重视在家佛教，贬斥出家佛教，民国七年发表之支那内学院简章总纲第一条云：‘本内院以阐扬佛教，养成弘法利世之才，非养成出家自利之士为宗旨。’太虚大师乃撰‘关于支那内学院文件之摘疑’以驳斥之，太虚大师并陆续撰佛法总抉择谈、竟无居士学说质疑、论法相必宗唯识、再论法相必宗唯识等文破斥其说。
　　欧阳竟无，名渐，字竟无，以字行世，江西宜黄人。他六岁丧父，但从小就刻苦读书，二十岁中秀才，又从叔叔读程朱理学，同时博览经史，对天文历算也很精通，是学校的高材生。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欧阳竟无感到程朱之学和其他杂学都难以济世，于是改学陆王心学，想以此来补救时弊。朋友桂伯华向他介绍了佛学，给他看《大乘起信论》，劝他向佛，这时他才知道有佛学这门究竟之学。 　　三十四岁时，欧阳竟无北上赴科举，参加廷试，回家时途经南京，和杨文会首次相见，坚定了对佛教的信仰，感到不管是程朱之学还是陆王之学，都不了生死。回家后，从事办学，自设科目，亲编教材。三十六岁时，欧阳竟无母亲病逝，他从学校匆匆赶回，仅得最后一诀。这对他的心灵打击很大，他在家本来属庶出，幼年丧父，家境也不好，一直跟着贫穷的一嫂一姐生活，母亲没有抚养他，贫病而逝。欧阳竟无在母亲去世的当天就立下决心，不仕、不荤、绝男女之欲，归心佛法。所以在次年就到南京来找到杨文会，从其问学。他也曾经到日本寻找遗籍数月，回来后为了筹集久学佛法的生活资金，在两广担任过教师，又从事农业，均因病而罢，于是决定全力投入佛学。1910年，四十岁的欧阳竟无又到南京，从杨文会学佛法。 　　1911年，杨文会去世，欧阳竟无受命与其他两人分别负责刻经事务，具体负责佛经编校工作。这一年正值辛亥革命，革命军攻下南京，欧阳竟无在经坊守了四十天，以防经版散失，使经版得以保存。第二年春天，他曾发起佛教会，因为他主张政教分离，没有实现，不久即解散，从此长住金陵刻经处，不再问外事。在刻经处的基础上，附了一个研究部。1917年，他刻成《瑜伽师地论》后五十卷。他所编校印行的经典，以《藏要》影响最大，收有佛教重要经论五十多种，每种都以梵文、巴利文或藏文精校，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佛教经论选刊。在杨文会逝后，欧阳竟无共主持刻刊佛典约二千卷。他还想刻印《精刻大藏经》，未果。 　　遵照杨文会刻经和教学并举的风格，在刻经之外，欧阳竟无也十分重视佛教教育.1918年，他着手筹划支那内学院，1922年在南京正式成立，欧阳竟无立下了“师、悲、教、戒”的院训。这实际上是杨文会祗洹精舍的继续和发展，梁启超等人都曾在内学院学习过。1937年“七·七”事变后，内学院迁到四川江津，院名为支那内学院蜀院。 　　1943年2月，欧阳竟无因肺病不治而逝。

　　太虚大师本可以把造就现代佛教住持和弘法人才的弘愿寄托于支那内学院。但是,当他到南京拜访欧阳竟无于支那内学院筹备处时,发现支那内学院的简章中明确标榜“本内学院以阐扬佛教,养成弘法利世之才,非养成出家自利之士为宗旨”。太虚仿佛从中觉察到他所寄希望于造就现代佛教住持与弘法人才的支那内学院,原来并不如愿。因为支那内学院的这一办学宗旨,实际上是将出家僧伽排斥在外。因此,他非常不满,专门著文《关于支那内学院文件之摘疑》,批驳支那内学院的办学“宗旨”,指斥欧阳竟无等人:“阐扬佛教果无须出家之士乎?弘法利世果有不可出家之义乎?出家之究竟果唯自利乎?出家人中果不能有弘法利世之才以阐扬佛教乎?”并指出:“佛教住持三宝之僧宝,既在乎出家之众,而三宝为佛教之要素,犹主权领土公民之于国家也。欲阐扬佛教以弘法利世,顾可无出家之众哉?” 杨文会创开祗洹精舍时,目的在于培养“佛学导师”。他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中,明确将释氏学堂内班培训的重点放在能够住持佛法的出家僧伽上。实际上,祗洹精舍正式开办后所招收的学员中,出家寺僧占绝大多数。如果支那内学院排斥出家寺僧入学,显然大别于杨文会创设祗洹精舍的教育传统。而太虚所期望的觉社佛教大学院,则是专为继承祗洹精舍的传统的。当他因支持支那内学院尽早办成而中止筹设佛教大学院,把满腔的希望寄托于支那内学院,却得知支那内学院排斥寺僧时,其失望之情是不难想见的。 　　事实上,欧阳竟无所主持制定的支那内学院简章标明对寺僧的排斥,并非象后来欧阳竟无致太虚的解释函中所称是一场“误会”。因为与此简章一起出台的章太炎的《支那内学院缘起》就明确地说:“自清之季,佛法不在缁衣,而流入居士长者间。”又说:“竟无以佛法垂绝”,“发愿设支那内学院以启信解之士,由其道推之,必将异于刍颛固之伦,又不得与天磨奇说混淆可知也。”而就在太虚致书提出质疑的同时,释显荫、蒋维乔,乃至与欧阳竟无同为杨文会高门弟子的梅光羲也提出了质疑。因此,虽然欧阳竟无和邱希明等都致函太虚力求消除“误会”,并将支那内学院的办学宗旨重新改为“阐扬佛法养成利世之才,非养成自利之士”,但仍没有真消除太虚的疑虑。一向致力于振兴中国佛法僧团的太虚,不能不重新考虑筹设培养现代佛教住持与弘法人才的佛教学院。而且,本寄希望于象祗洹精舍那样避开寺庙丛林中寺僧的抗阻而在社会护法之士支持下创设佛教学院以培养现代住法人才的太虚,又不得不重新考虑原来的设想,而把目光转向僧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