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殇之二：无处安放的余生

　　2012年7月2日，广州市某医院的门诊大楼前。大清早从清远赶来的向米满头大汗，捂着肚子，在妻子李琼的陪同下，坐在医院的候诊区等待叫号。身边还有十多名候诊者，其中六名是老人，几个年轻人围坐在老人身边。

　　“妈，快了，下个就是咱们。”向米身边的一个女孩子这样说。

　　向米像被电击一般，迅速站起身，拉着妻子说：“外面转转，里面闷。”

　　两年前，向米唯一的儿子死于车祸。此后，他仿佛精神出了问题，不能听到“妈”、“爸”这样的字眼，更不能看到别人家的孩子簇拥着父母的场面。

　　终于轮到他们了。走进诊室，医生简单诊断后对向米的妻子说：“要做胃镜，挂号人多，你陪你先生坐坐，还有家属来没？”妻子赶紧回答：“哦，没有，孩子都忙。”紧接着，拿着单子拽着丈夫走出诊室。站在缴费大厅里，向米和妻子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等候着。他们觉得，自己就是患者中的另类。

　　当晚回到家，向米坐在房间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对妻子说：“死，也要有尊严，你走了，我可能会轻生吧。”他不敢想象自己一个人躺在偌大的房子里，行动不便，甚至大小便失禁却无人照看的场面……

　　青岛市市南区“失独”父亲邹云九十一岁高龄的老母亲突然生病了，他手忙脚乱地将母亲送进医院。刚入院时，要签各种各样的字，办各种各样的手续，医生还不能马上给老人输液。邹云急了，问怎么回事。医生说：“没有亲属在场，不能给药。”直到医生确认了邹云的身份，才同意给老人输液。

　　这时，邹云才突然意识到一一“我老了，病了，该怎么办？”

　　邹云和妻子黄霞1976年结婚，同年，儿子出生。此后，邹云被调到兰州军区，黄霞则调到原乌鲁木齐军区。1979年，国家提倡计划生育，他们成了较早的一批执行者。

　　“对于国家的号召，我们积极响应。”邹云说。儿子出生后的第三年，即1979年，他们成了原乌鲁木齐军区首批办理独生子女证的家庭。从部队转业后，夫妻俩带着儿子回到青岛，而1997年的一场车祸，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的生活轨迹。

　　“儿子出门前，我们还特意嘱咐他下午早点儿回家吃饭。”邹云永远不会忘记十五年前那个黑暗的日子。那天，夫妻俩正在包着儿子喜欢吃的水饺，突然接到电话，说儿子出车祸了。等他们心急火燎地打车赶到医院时，儿子已经离世。那时，他们的儿子刚刚找好了工作，一段崭新的人生刚要开始。

　　此后的痛苦不言而喻。他们尝试着忘记自己的孩子，可总也忘不掉。每当别人问起，他们就敷衍一句，孩子出国了。他们尝试着换个环境努力活下去，于是搬到了现在住的地方。但他们总是不自觉地去和别人做比较，和那些有子女的家庭做比较，越比较，心里越难受。直到后来他们在网上找到了“失独”者QQ群，靠着两百多同命人的互相鼓励和慰藉，才好受一些。

　　2008年邹云退休后，在一家公司当顾问。这么做的目的，一是为充实自己的生活，找些事儿做；二来，也是想为以后和老伴儿住养老院、去医院看病多攒些钱。他还对妻子说，没人可以依靠了，要自己靠自己。

　　但有些问题不是靠钱就能解决的。这次母亲住院让他意识到，不但要钱，还需要签字办手续，还必须有家人陪在床前才能给药。“等我们老了该怎么办？谁给我们签字？谁陪我们输液？”

　　不仅如此，就是进养老院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他咨询过青岛的几家养老院，对方的回复中都包括一个必要条件——入住养老院时老人有自理能力，且需要监护人（多为子女）的签字。

　　前文提到的潘教授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如何养老成了两位老人最大的心病。他们利用空闲时间去咨询了多家养老院，但所有的养老院都将他们拒之门外。唯一的理由就是，养老院接收老年人，需要子女签字。但现在他们没有子女了。

　　潘教授的老伴儿想用出家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余生，然而，却没有任何一座寺院接收她。一位住持告诉她：“我们只接受六十岁以下的人，你已超龄……阿弥陀佛。”

　　连出家都不行，哪里才是我的去处啊！潘教授的老伴儿只好在家中修行。

　　此外，死后的安葬问题也让两位老人十分揪心。2007年，在安葬儿子的时候，潘教授给自己和老伴儿也买好了墓地，就在儿子的旁边，他们希望能够离儿子近一些。他去问墓地的工作人员：“我先买好墓地，等我们死后，你们能把我们的骨灰安葬在这里吗？”

　　工作人员觉得他提的问题很奇怪，愕然了好一阵，以为老人在开玩笑，但看看对方的表情，才意识到他是认真的。可工作人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只好如实说：“墓地管理处没有这项业务。”

　　像被人兜头泼了一瓢冰水，潘教授顿时透心地凉。从墓地回来，潘教授凄凉地说：“我们活着，还能为儿子扫扫墓，如果死了，连把我们送进墓地的人都没有了……”

　　不是吗？因为没有人照顾，“失独”老人死在家里很久才被发现的事件时有发生。

　　2014年11月21日，重庆市北碚区石马河街道一位叫赵国华的“失独”老人，死了几天却没人知晓，后来邻居闻到一股恶臭，报了警。打开房门一看，老人的尸体已经腐烂。房间里的电视机还开着，正在播放着新闻，可看电视的人却悄无声息地永远离开了。

　　同样是2014年11月，长沙市岳麓区一位六十二岁的“失独”母亲，孤单地死在她租住的房屋里，直到尸体发臭才被人发现。

　　没有孩子的我们，余生该怎么安放？“失独”老人们无时无刻不在问自己，问政府，问社会。

　　一位网名叫“随心”的天津“失独”者于2015年7月18日在网上发了一首名叫《明天我该怎么办》的诗——

　　明天我老了，走不动了，

　　我该怎么办？

　　不能去买菜了，取不了工资了，

　　不会自己做饭了，自己洗不了衣服了，

　　我该怎么办？

　　生病了，看不清药品说明书了，

　　自己去不了医院了，住院需要陪伴了，我该怎么办？

　　年龄大了，记忆力差了，

　　钱财不能自理了，做饭忘记关火了，忘记关水了，我该怎么办？

　　我害怕明天，因为我越来越老了，

　　饿了没人端碗饭，病了没人递杯水，

　　陪伴的是孤独，等待的是绝望，

　　明天我该怎么办？

　　这首诗发到网上后，立即引来网友围观和疯狂转贴。因为它说出了所有“失独”者共同的心吉——

　　明天我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