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失独调查29
北京,我来了
“失独”父母集体进京,比较大的有五次。
第一次是2012年6月5日。近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失独”代表带着2431名“失独”者亲笔签名的《关于要求给予“失独”父母国家补偿的申请》来到北京,来到国家人口计生委。一位来自安徽的网名叫“海琴”的参与者详细地记下了这次活动的全过程—一
2012年6月3日夜,我作为安徽省唯一的参与者,独自登上了合肥开往北京的直快列车。次日早七时许,列车准时到达北京站。
此次活动的组织者安排缜密,考虑周到,并且受到了北京一位“失独”大姐的鼎力相助。她通过朋友关系,将几十位“失独”者集中安排在青年旅社,每天房费只要五十元。房间虽然不大,但干净整洁,左右两张上下双层木床,竟让人一下子找到了学生宿舍的感觉。安顿下来后已近中午,其间,仍不间断有后续到来的兄弟姐妹入住,只要听到走廊里突然响起高分贝的问候声,那一准儿是又一拨人到了。
傍晚时分,众人步行大约十几分钟,来到一家中档饭店用餐。在这里,我见到了我们圈内大名鼎鼎的达人们,较熟悉的有“笛儿妈”、“渴望真诚”、“Jl守望LIN”、“天津乐乐”、“田姐”、“山东月光”、“云南宁望天堂”、“三明梦在天堂”等兄弟姐妹。
6月5日上午,依照安排,由五位代表前去国家人口计生委递交《补偿申请》,余下的人自由活动。因五位代表没有达到目的,下午三时许,经与前方五位代表沟通,大家兵分几路,乘地铁同时前往位于北京知春路的国家计生委信访室,要求与见面。
最早与“失独”者正面交涉的,是国家人口计生委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此时,我不知哪儿来的胆量,直接与这位副主任谈起了条件。他首先问我是哪个省的,叫什么名字,我一一作答,只是在说到姓名时,我只报出了网名。我说:“如果全体参与座谈有困难,那我们可以每个省各派一名代表。”
对方答:“可以,有多少个省来了人?”
我赶紧问“笛儿妈”,身边的知情人对我小声说:“十六个。”于是我不假思索地报出:“二十个。”
对方称:“可以。”
6月6日下午四点,国家计生委领导接待了“失独”父母中的五名代表,并在计生委的会议室里召开了座谈会。会上,“失独”者们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让我们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
计生委领导还承诺,会在三四个月内研究出台一个制度框架报国务院,并且答应建立沟通机制,随后双方互留了电话。
此次集体进京,引起了全国各地“失独”者的共鸣。
一年过后,由于认为诉求仍然没有得到国家计生委的重视,全国四百余户“失独”家庭自发组织,推请网友“无奈”等人为代表,于2013年1月7日、2013年5月20日两次进京。这应该算是第二次和第三次。
第四次,是2014年4月21日。国家卫计委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在网站挂出后,“失独”者们发现,通知中没有他们提出来的行政补偿方面的内容。2014年1月6日,几名“失独”者代表进京同计生委沟通,希望在行政补偿方面能给予明确答复。几个月后,卫计委发布答复意见书称,“对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给予国家行政补偿没有法律依据”。
于是,4月21日,他们再次进京。这次进京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笛儿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去年年底发的那个通知,只是把我们当成一般困难家庭对待了,对于这个认定,我们不能接受。”
记者问:“不能接受的原因是什么?”
笛儿妈答:“我们不是一般困难家庭。通常说,一个家庭贫穷、有残疾人、失业、有重大疾病等,这是自然原因造成的。但‘失独’群体面临的困难是国家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实施这项政策时,我们履行了义务,有义务就有权利,现在我们要政策保障这个权利。另外,困难家庭的定位,没有体现出我们的牺牲,我们是‘失独’家庭,不是困难家庭。‘独生子女政策受损害者’的身份对许多‘失独’者来说,意味着尊严,所以相当重要。”
也就是说,此次进京,他们不再仅仅是为钱而来,更多的是想维护“失独”父母的自身权益。所以,这次他们带来的是1780人签名的《全国部分“失独”公民关于请求修改“计生法”的公开信》。
他们在《公开信》里表示:“‘失独’公民是为国家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和巨大牺牲的群体。国家实行计划生育这三十多年里,少生了四个亿的人口,为经济腾飞争取了时间,取得了巨大的人口红利。这个人口红利是实行计划生育公民贡献的成本,在国家繁荣富强的今天,应该考虑给予在赢得人口红利战役中做出牺牲的‘失独’公民以经济补偿,这才是合法合情合理。如果行政机关因为法律不健全而无法通过正常的行政程序来进行弥补,是法律的不公平、不完善,是法律出现的漏洞,法律委员会理应尽快地填补这个漏洞。”
第五次,是2015年5月5日至7日,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的“失独”父母代表来到国家卫计委表达诉求。在广泛征求各省“失独”者意见的基础上,其诉求主要有三条:一是要求政府将目前用来定义“失独”家长的“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提法中的“困难”二字摘除,不把“失独”家长们视为等待国家救济的弱势群体,而应视为对计划生育政策作出贡献和牺牲的家庭;二是要求政府部门承担“失独”家长在法律上的赡养人责任;三是要求各地政府在民政、卫计或其他部门逐级设立专责处理“失独”家长问题的职能部门。
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就发生在这次进京期间。大家换上了统一的服装,戴上统一的帽子,打着统一的横幅,还唱起了他们由《常回家看看》改编而来的《“失独”者之歌》。
此次活动参与人数较以前多,但秩序非常好。一位组织者说:“我们跟大家千交代、万交代,一定要冷静理性,离开的时候,我们连纸屑都要捡干净。”
5月6日12时30分,国家卫计委与“失独”代表座谈会在卫计委会议室召开。会上,网名“为了谁”的“失独”者代表向卫计委递交并请求转呈了2693人签名的《给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的信》和1753人签名的《全国部分“失独”者“5-5”诉求》,并就《诉求书》的内容进行较详尽的说明。
针对“失独”者的“诉求”,国家卫计委相关部门领导很快作出回应,他们表示,计生家庭对缓解人口压力、提高综合国力等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点是举世公认的。国家对“失独”群体的帮扶工作非常重视,一直在努力,近两年正在进行提建议、调研和征求意见等工作。但客观地说,许多事情涉及人大、民政部、社保部等部门,不是卫计委一家就可以解决的,而且立法有程序,到具体实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其间还需要逐步完善。
代表们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其中有许多卫计委都考虑到了,但执行起来的确存在具体的困难,比如再生育费用由政府全负担的问题,比如对“失独”政策如何完善的问题,这些问题,政府方面会努力协调。请代表们相信,政府与“失独”家庭的立场是一致的,也一直在做努力。2013年的5月20日“失独”家庭代表赴京之后,卫计委马上与五部委争取,半年时间内便形成并印发了“41号文件”。卫计委多次召开会议,重点就是“41号文件”的贯彻落实。
这次代表们提出的诉求,有些内容已在考虑之中,有的可以予以考虑。虽然不能当场承诺,但一定会尽量把工作做得更完善。比如,代表们要求对于“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重新定位的问题,这个提法是征求了相关专家、学者及部门的意见后才定的。现在大家反映说,这个提法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以困难为由对多数家庭不作为,卫计委方面可以对此再进行研讨。
总之,政府会进一步完善制度,改进工作作风,总结介绍和推广各地好的做法,并做到制度化和经常化。
5月7日晚,各地“失独”代表陆续离开北京。先后三次进京的“笛儿妈”说:“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进京是奢侈的,是不得已而为之。”
是啊,进京不易。几乎所有的“失独”者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上,有的甚至是七十多岁,身体状况不佳,这么来回折腾,不但要花钱,身体也吃不消。
总的来说,这五次进京,“失独”者代表们是理性的,是本着解决问题的目的,而非一味的宣泄情绪。这样也有助于和政府部门的沟通和相互之间的谅解,有助于“失独”人群的困境尽快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