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所走过的革命道路

1、民主革命时期

民先队的主要活动：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觉悟，认清形势，更深刻的认识蒋介石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反动本质。中国工农红军完成长征壮举后又东征山西取得辉煌胜利，工农武装的力量更强大了，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活动。每个星期天，朱文昭和我、孙题录相约碰头一次，多半是在城北荒沙无人之处，由朱文昭传达开封民先大队部对开展民先活动的情况及意见。开封高中民先队领导核心中的三个人，在讨论政治形势时出现过分歧，主要是孙题录对接受共产党领导有异意，他说青年闹革命，为什么一定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说乱世出群雄，我们为何不可闯出自己的路，建立和发展自己的革命组织，条件成熟即可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党，既反对国民党，又与共产党分庭抗礼，可独树一面旗帜，不管形势怎么发展，只要自己有一定的势力，即可取得独立的政治地位。将来国民党被推翻了，民族解放了，我们这个以中国革命青年为主力军的革命党，比起以中国农民为主力军的共产党更有活力，更富有战斗精神，在知识阶层更有号召力，将来新中国的印把子还不知掌握在谁手里呢！我和朱文昭都很严肃地批评他，并向他指出：在当前的中国革命运动中能与反动势力即国民党匹敌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这个党为民族解放为国家独立已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十五年，是可歌可泣的十五年，它有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指导，它代表的不光是农民的利益，首先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也代表了全民族的利益，民先队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一二九”救亡运动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起来的，中国革命青年都在共产党的号召下涌向革命潮流的，必须看到当今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有力量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运动，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若想独树旗帜独闯天下是此路不通的。我们又向他指出：我们参加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拉势力、拉集团、拉派别、只为自己集团势力谋利益，而是为解放全人类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当前首要目标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个奋斗目标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才能实现。为这件事，我们辩论了两三个小时，后来孙题录理屈词穷，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从此看出孙题录参加革命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动机是不纯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竟没有奔向革命阵营，没有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消极地去当个小学教员，远远地逃避了现实，这足以证明他仍坚持自己主张，走不通时，便隐居穷乡僻壤教书混日子了。

参加革命组织后，我活的更带劲了，婚姻是美满的，经济上暂时又无后顾之忧，憧憬着未来很幸福很愉快。

后来了结三个月军训后，我们这个年级有将近二十个人参加了复兴社，比较活跃的有七、八个人，学校里复兴社的头子就是教导主任李子平。复兴社组织也针锋相对的在我们薇花壁报对过墙上办起了壁报，与薇花壁报唱对台戏，一时校园热闹起来。他们辩论不过我们就采取卑鄙手段，我们壁报刚贴出后的当天夜里就被他们撕洗掉了，紧接着我们又出新版，痛斥撕壁报的见不得天日的坏蛋。就这样以民先队为核心的薇花读书会与复兴社分子通过壁报形式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不久西安事变暴发，蒋介石被抓，消息传来，人心波动，薇花读书会齐集学习室，个个眉飞色舞，兴高采烈，认为张学良、杨成武真正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真是人心大快！大快人心！独夫民贼蒋介石的末日到了，当时我们认为，随着蒋介石的完蛋，国民党内部必然四分五裂成为无头的苍蝇了。校内大多数同学突然感到震惊，唯独复兴社分子则垂头丧气，夹着尾巴灰溜溜的。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如丧考妣，整装待命，拟进军西安征讨张、杨。没过几天，周恩来到了西安，旋即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路过洛阳还发表蒋氏谈话，我们愕然了，是怎么回事？莫非共产党同意释放蒋介石？！不可理解。蒋介石被释后，复兴社分子又趾高气扬起来。一星期过后，校长王芸青把所有薇花读书会会员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讲：有人把你们告到绥靖公署了，并把转到他手里的告发信向我们宣读了，大意是：薇花读书会的一些不法分子，拟在西安事变期间煽起学生暴动，图谋不轨……等等。我们声辩绝无此事，纯属造谣。校长说，是他批准我们建立读书会的，他是秉承北大蔡子民办学宗旨，学生可享有读书、学术自由权利，但目前被迫不得不采取措施封闭读书会及壁报，青年学子少管国家大事，把功课学好是头等大事。读书会被封后，民先队处于绝对秘密状态，有时传阅秘密文件、刊物如《国防周刊》、《解放周刊》、《八一宣言》、《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等。我们队员也就逐步认识到共产党主张释放蒋介石主要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大计，避免更大规模的内战。认清了形势，更佩服中国共产党为国家为民族利益，看得远，站得高，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誓死跟党走，永不变心。

1936寒假回到家，看到新婚即别半年的妻子，她围锅台转半年，伸出两只手让我看，手背一层黑皮，又粗又硬，手心也布满了龟裂冒血的纹迹，我一阵心酸，眼含泪水捧着她的两手吻个不停，我说：“你为了我，牺牲了学业为我受苦了！”她毫无怨言地说：“我不是好好的吗？两手主要是用冷水洗菜、洗红薯才龟裂的，天一暖就好了。”我对她更加热爱了，半个月的寒假生活，我们几乎熔化成一个人了，真是如胶似漆，如糖似蜜，难分难舍。

1937年3月底，朱文昭在和我一次碰头会上讲从下周开始，他要到开封民先大队部工作，开封高中民先中队长将由我接替他的工作，并说下周要我同他一起去大队部认识一下大队部其他同志，但下周没有见到朱文昭，我让人打听他的情况，说三天前朱文昭失踪了，深感情况不妙，他可能已被逮捕了。这时我向老乡王良华透露了这个情况，他劝我逃走，以防株连。我往何处去？回老家？怎么继续革命？去延安？又无人引荐，怎么办？我分析估计朱文昭即令被捕也不会叛变，多半年来在一起学习、战斗，我认为这个人是有觉悟的，不是软骨头，不是投机分子，他不会出卖我，决定在学校坚持下去。我分头向所有民先队员作了通报，要沉住气，相信朱文昭能顶得住。这时开高民先队已与开封民先大队部失掉了联系。

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严峻的政治考验突然面临到我的面前了，两个多月以来的沉闷局面被打破。1937年6月下旬，期末考试的第一天上午七时四十分校长叫我到他办公室，同时孙题录也到场了，进门发现除了校长外有三个陌生人，一个穿长衫，两个穿西装的家伙，空气极为严肃，我感到大祸要临头了。校长让我们两个坐下，他说，今天省党部来三位先生找你们谈些事情，望你们如实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穿长衫戴眼镜的人首先开腔说：“事情很简单，朱文昭把你俩供出来了，恁是民先小队长。”随即把一张大一些的文卷摆在我俩面前，前边是“民先自首宣言”，后面是十几个人的签名，沉重的政治打击使我的脑子嗡了一下，很快清醒起来，朱文昭叛变把我们出卖了，为了活命他竟然采取背叛革命出卖同志的可耻行经，太可怕了！穿长衫的特务接着说：铁证如山，不怕你们不承认，必要时还可让朱文昭当面对质。又说：对你俩只有两点要求：1、在自首书上他们名字后面签上你们的名字；2、说出你们两个小队队员的名字，就没你们的事了。我傻眼了，呆滞了一分钟功夫，他又说你们年幼无知，上当了，民先是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你们上了共产党欺骗宣传的当。他说了一大篇共产党的坏话。在他讲反动大道理的时间，我内心自我思忖：我参加革命组织刚开个头，在党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刚迈出第一步就遇到这个险关，以后革命道路还长着呢，绝不能就此趴下，绝不能向反动派屈服，为了避免与朱文昭面对面场面更不好收拾，我当即承认是民先队员不是什么小队长，其他是否还有民先队员不知道。一个穿西装的家伙说，不让朱文昭对质，你是不肯招认的。穿长衫的说你们先签字再说，我说我参加民先队是为了抗日爱国，至于民先队是什么党的外围组织，没听说过，我抗日爱国有什么错？为什么还要签字自首？我不签字，孙题录看我态度坚决，也拒绝签字。三个特务软硬兼施，轮番威吓劝诱胁迫签字，我们就是不签字。第一堂下课号吹响了，校长说话了：他们学习了一年，期考刚开始，他们已误了一堂，让他们参加考试吧，这事过后再说好吧？因王芸青是国民党省党部委员，说话有分量，三个特务表示这事没完，以后还要来的，如不签字，会叫他们到别处（意思抓起来）去办签字手续。如此，一场政治审讯就无结果告终了，基本上我取得了胜利，省党部三个特务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这场政治搏斗关系到我五十余年的革命生涯，在党内，在革命阵营内部我的坎坷不平的遭遇，也是与这不平凡的五十分钟牵连在一起的。

当日午饭后学校教导处教导员高基亭把我和孙题录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校长交代，让你们两个写个检查，如省党部仍追究，就把检查交给他们，如不追究就算了。我说检查什么？抗日爱国有什么错？不写。他说：你们再商量一下，如同意写晚上就交给我，如不写，他们再来就不好办了。我们离开他的办公室，孙题录有些动摇，他表示是否可写个简单检查应付他们一下，我坚决不同意。

当天下午我找民先队员石正祥、郭升允等个别交谈，对他们说朱文昭已经叛变，出卖同志是可耻的变节行为，上午国民党省部派三个特务要挟要我和孙题录在自首书上签名，没达到目的，他们可能还要来，我有可能被逮捕，不管千难万险，我绝不变节，绝不出卖同志，既然立志干革命就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两天内高基亭再没找我，也没见省党部再来人，第三天河南民国日报上登出消息：开封市民先组织被破获，大、小头目都签名发表了fan gong民先自首宣言，我看到了朱文昭十来个人的名字的自首者，这时我的忐忑不宁的心放下了，我认为这个案子就此了解了。在我放暑假离开学校前，突然看见朱文昭被释放了，我以严厉的目光极为气愤的责问他为什么要变节出卖同志？他比较详细的说出他被捕及开封民先被破获的经过：北京民先总队部派人经过郑州来开封检查民先工作，在郑州有人出卖而被捕，开封特务机关就冒充民先总队部的代表找朱文昭了解开封民先队组织及活动情况，当时朱文昭是开封民先大队组织部长，他把全部情况向冒牌民先总队部代表作了汇报，正好特务机关突然将他们二人逮捕了，第二天审讯他的人正是与他一同被逮捕的冒牌货，他有口难言，只在昨天向他汇报的记录上画押就走了。我说这只能证明敌人的狡猾，但你总不该自首并出卖同志啊！他很为难地说：不这样就出不来啊！我说你这样干，对得起革命对得起同志吗？你的革命气节跑到哪儿去了？他无言以对，极为尴尬。1937年10月初我在太原又碰见朱文昭，问他从哪儿来，他说从陕北安吴堡青训班来。又问他到哪儿去？他说去河南，从那以后再也没看见过他。1969年南京外调的人找我谈朱文昭的情况才知他任南京市教育局长，据外调人说民先自首问题他过去做过交代，我再没问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交代的。一朝失足，成了他终生的悔恨，难道不是这样吗？

1937年春节后不久，薛连之的哥哥托人让她考曹县查放足委员会当检查员，被录取了，每月二十来元津贴，下乡还有补助，这样每月收入可达三十元，她从厨房解放出来了，她有了职业，我很高兴，她在信上说，第三学年我的学费她全包了，我的爱妻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真幸福啊！

1937年暑假到家，没几天就听到消息“七七”事变暴发，抗日战争打响了，随即又在报纸上看到蒋介石庐山抗日谈话，兴奋已极，真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但我认为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是不会改变的。这时我的堂妹夫许志谨在我村住，他认为蒋介石是伟大领袖，抗日民族英雄，我们两人展开激烈的辩论，我说他真能领导全国军民坚决抗日应该拥护，这是好的，但他过去背叛革命，把中国推进到十年内战的血海，引狼入室，生灵涂炭，他不能辞其咎。他开始极力为蒋辩护，对共产党有看法，我对他耐心地解释差不多两个小时，他有些开窍了，他原来想参加复兴社，后来他参加八路军了。另外我也为同样的问题与我中学同学也是老乡司翔九展开热烈的辩论，但始终没说服他，什么原因？因他是两百亩地的地主而且当家主事，所以对共产主义是有成见的。这期间又向安克谦做工作，他听不进去，因他是四百多亩土地的地主，而已结婚生子，当家主事了，谈革命与他风马牛不相及。这个假期我与郑美臣、刘苍岩约了十几个小学同学在郑均濯家老韦庄举办学习班半个月光景。我从开封带来的先进刊物及进步读物作为学习材料，一面读书，一面漫谈中国形势，使得参加学习班的一部分同学如郑美臣、刘苍岩、郑均濯、高大飞等走上了革命道路。在这个假期也有国民党员如邓洪照（小学同学）向我做工作，说什么青年要干一番事业要找政治靠山，当前除了国民党外，都是邪路，劝我参加复兴社，并说我同薛连之哥哥薛连元又是至亲，两个人应走一条路，我以不屑一谈的口气顶回去，救中国究竟要依靠什么人什么力量走着瞧，个人出路应与国家民族命运结合起来，你认为你走的路对，人各有志，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究竟谁的路对，让历史做结论，他很感无聊，遛了。还有我的本家韩赞昌拉拢我说他帮我介绍到曹县一高代课挣些钱将来好上大学，我说谢谢你的好意，我完成高中学业再说。他也是老牌国民党员，想让我上他的圈套妄想！

老韦庄学习班结束后，我抱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到青堌集薛连之娘家看望在病中的她的哥哥，想让他看几本书，诱导他改变对国民党的看法，走上革命道路，一看他已病入膏肓，骨瘦如柴，步履维艰，看来他将不久人世了，劝导的话一句也没说，不久他就死了。他死后，岳母很悲凄地对我说：“他是操心操死的，以后你千万不要做那么大的官！少操点心！”我感到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