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我提出的要求，迅速被我拒绝了，我对梁叔溟搞的那一套毫无兴趣，连改良主义都说不上，他只是为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修修补补，出些不疼不痒的鲜点子而已。父亲要我为他当小官吏挣钱的苦心落空了，后期师范我也不愿意报考，将来当个小学教员，庸碌一生有何作为，与我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不相容，父亲为我提出的第二条路也被堵死了。

我与最知己的学友寇有信，还有石正祥相约同去报考开封高中，但寇有信非让我同他一起报考菏泽中学高中部，我同意了，考试结果两人均未被录取，这是意料中的事，其实我各门课考试成绩如英语、数学比同班同学张东海成绩还好，他高中考第一名，这次考试作文，我长篇大论当前教育制度的弊端与社会制度的黑暗腐朽沆瀣一气，扼杀人才，摧残人才，把学生愚弄成俯首听命，不关心国事的书呆子和蛀书虫。这篇作文当然会引起葛象一之流的愤怒，他们怎么会录取我这个桀骜不驯的危险分子。老实说，即使他们录取我，我也不一定在这个不透新鲜空气，闷若蒸笼的政治环境里呆下去。考试完正准备动身回家的时候，一天葛象一到学生宿舍碰到我，他满脸不自在，以训斥的口吻质问我：“喂，韩倩之，为什么还不离开学校？”我也没好气地敬他一句，“很快就走，不再给你添麻烦了。”葛象一仅仅是学校训育处的一名训育员，但是训育主任直至校长都要听他的，每星期的纪念周都是他向学生训话，故称为封建学阀，谁给他这么大的权力？因他是何思源的老师。何思源是从六中毕业考上北京大学以后，又出国去美，进哥伦比亚大学，大都受他的资助去的。当时何为山东省教育厅长，是何思源授给葛象一这个权力的，他独揽学校大权，他不准男女同校同班，另辟女生分院，每星期一次纪念周，分院女生到校本部礼堂参加纪念周听他训话，都是排队前来鱼贯而行，他亲自在队侧监视着，不准女生斜视。女生都坐前几排，呆若木鸡，不准往后扭头与男生说话。每年一次学生运动会，不让女生参加。葛象一以封建卫道者的面孔还自鸣得意，振振有词地说：“我不允许女孩子赤身露体在运动场上丢人显眼，我不能让女孩子的家长戳我的脊梁骨。”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竟有这样的封建僵尸控制着传授现代化知识的学校大权，可见我家乡愚昧、落后到了极点。

当我回到家，父亲知道我没听他的嘱咐，满脸不高兴，不愿理睬我了。我向他提出要去开封考学时，他以冷冰冰的口吻说：“你到天边去我也不管！”我求母亲向他要几元钱路费，他分文不给，他说除了来家管饭吃以外，他的事再也不管了。我向郑美臣，安克谦借了十几块钱，按约定时间同石正祥、寇有信等分路到达开封。这时薛连之为找职业投奔她表姐高紫珊也去了开封，我到高紫珊家去了两趟，她说连之没文凭找不到工作，她就要提前回老家青堌集了，临走时，她到我们住处辞行。她已家居二年，谋不到差事，颇为酸楚，我为她难过！奈我更穷苦，什么忙也帮不上，真是一对苦命未婚夫妻！

开封高中是河南省第一流学校，河南各地及附近各省报考的学生数千人，只招240人（普通科四个班，商科两个班）我和石正祥被录取到普通科了，寇有信等十余人都落榜了，我深为寇的落榜惋惜，从此两个同窗好友要分别了，他也很不好受。

考中了，得胜回家，父亲只管饭吃，上学的事他仍一概不管，我只好再硬着头皮向同学东凑西借也只有十几块钱。尽管如此，我还是冒冒失失地到了开封，到学校一打听报到需钱数十元，把我吓了一跳。在菏泽报到十几块钱就够了，开封高中是省立学校为什么收这么多钱？迷惑不解。石正祥报到后只余十几块钱，他为我着急，报到结束日只有两天了，石正祥说往家里写信要钱也来不及了，怎么办？我们在鼓楼街一个旅馆门前遇见一位初中教生物的老师张祥卿先生，向他诉说艰难处境，他两手一甩表示无能为力，我很失望。又去高紫珊家，搬走了，眼看绝望了，向学校交涉能否先上课晚十天交费，答曰不行，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石正祥说黄委会有他单县老乡在那儿工作，虽然不熟，也只得去试试看。我们迈进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大门，正好遇见单县老乡，四十多岁，向他诉说来意，他看到我们可怜的样子，问需要多少钱？石正祥说四十元，他二话没说到室内取出现大洋四十元，我们真是喜出望外，千恩万谢接过来救我燃眉之急的一手掌大洋，真是碰到了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后来河南同学说他与你不熟悉，为什么那么慷慨？因为1935年7-8月黄河涨大水，工商各界捐了很多钱，梅兰芳也来开封义演为治理黄河捐献，一张票五个大洋，国民党当局又拨了些款子，不久黄河水势平稳了，隐患过去了，黄委会就积有大量银元，所以几十快钱在他们眼里不当回事，还可落个扶助穷苦学生的美名。要不是遇到这个机会，妄想！不管怎样，这一难关总算度过了。

开封高中的伙食费相当昂贵，每月5-6元，比在菏泽中学高出一倍。高中是学校邀街道私人饭馆到学校包伙。菏泽中学炊具是学校购置，炊事员是学校出钱雇用的，伙食质量标准高，价钱便宜，这是何思源对他母校的特殊优待。开封高中伙食价高，质量差，比初中差得多，这样我平时生活费用仍然紧张。正好我又碰到了好运气，薛连之从开封回到家中，她的哥哥看她在家苦恼愁闷，饮食锐减，日渐消瘦，他那时在宁阳县国民党县党部是个一般职员，他利用关系把薛连之带到宁阳小学当音乐教员，每月薪水二十余元。1935年10月间她寄给我15元，解除了我的生活困境。这是名符其实的雪中送炭，我的患难未婚妻，有了收入立即支援我，她对我的爱情是无私的，纯真的。

同学中间很多是富家子弟，每逢星期天他们三五成群到繁华街道寺后街、马道街和相国寺大吃二喝，我和石正祥也逛大街但无钱进馆子，顶多在相国寺用一毛钱买盘糖水煮红梨也算改善了生活。当时豫剧旦角陈素珍（狗妞）正红，也要去欣赏一番，用一个200文大铜板买根竹签（站票）立着看戏。真倒霉，因站着看戏很拥挤，我的唯一的用3.5元钱买的一支自来水笔被人偷拔去了，真气人，这叫“阎王爷不嫌鬼瘦”。没办法，只好以蘸水笔代替之。有几个零钱买杂志，如邹韬奋的《大众生活》，金仲华的《世界知识》，还有《读书生活》及小品杂志《人间志》等，对《大众生活》连载的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极有兴趣。

由于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使得日本得寸进尺，华北五省自治，华北危机，亡国灭种的危险阴云笼罩在每个中国人头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争得了民心，有志气的青年学子不能忍受下去了，中国人民要怒吼了。北京青年学生发动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暴发了，全国学生纷起相应。开封高中由二年级三年级学生姚仲平、刘宗和等人的牵头组织和酝酿，决定在1935年12月16日凌晨一点钟全校学生在北操场集合，校长王芸青遛了，只请到一位数学教师武迪生在七百个学生面前表示支持同学们的爱国举动，由刘宗和率领从后校门出去高喊反日、抗战的口号，浩浩荡荡上街游行了。连绵不断的雄壮的口号声冲破了宁静的夜空，我们这个队伍是铁的队伍，由近而远地把黎明中学、河南高中、两河中学、女师、一中一直到河南大学，一个一个校园被我们这支队伍冲破，如潮水般的学生队伍都涌向了街道。从凌晨一点到上午十一点大约游行队伍发展到一万三千人，齐集到河南省政府门前，要求省长鲁滌平接见，鲁滌平没出来，把省府秘书长推出向大家搪塞，不得要领。带队人一声号召“去南京请愿”，一万多人一下子拥到车站，纷纷登上列车，但车子不开动，游行队伍决定卧轨，这个队伍在大雪纷飞中坚持了五个昼夜，后来南京决定派大员答复学生要求，队伍才散去。过了两天学生集合华北运动场听南京来的大员讲话，一半慰勉，一半欺骗，说抗日大计自有国民政府统筹安排。接着省政府决定各校提前放假，开封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救亡运动暂时结束了。

这场运动对广大学生来说是个爱国、救国、寻求真理的启蒙运动，使更多的学生醒悟了，认为依靠蒋介石国民党扛起抗日救国的大旗希望渺茫，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人数逐渐增加了。我和石正祥的信心更坚定了，信仰更稳固了，要寻找党组织，参加党组织的企求更迫切了。

寒假回家，在母校女生院约见了薛连之，她说下一学期不能去宁阳了，一学期所挣几十个大洋，想再去乡师复学以求取毕业文凭，没有文凭很难找到职业，我同意她复学。她说下学期我的学费怎筹措？我说下学期四月上旬即开始集中军训，也不需交学费，用不了几个钱，可以应付过去。话虽这么说，寒假即满，手中分文莫名，只好到刘苍岩家娘母家借几块钱，去开封途中经过郑美臣家，他看我没钱，又凑给我几块钱，总共只有16元钱到了学校。这些钱维持不到四月间，寇有信从家寄给我15元，可勉强度过饥荒。我不管怎么困难，父亲仍一毛不拔，他够狠心的！母亲为我遭到的艰难泪水横流，但她在家一无权二无钱，唯有长吁短叹而已。

1936年3月底4月初，我看到刘宗和、胡敏政等人办的壁报上二年级学生宋教儒（化名吻涛）写了一篇关于集中军训的意义和他受军训的体会的文章，认为他的观点是国民党当局的观点，撰文予以批驳，指出军训在国民党当局来说是为他们维持政权培养他们的骨干，拉拢一部分救亡爱国责任感不高的同学投奔到统治集团的卵翼下，为升官发财替统治阶级卖命。我号召一年级将受军训的同学勿上这个圈套，要为抗日救国学习军事本领，要做有独立人格的人。宋教儒又写文章作解释反驳我的看法，编辑把他的文稿交给我看，要求我再写一篇批驳文章与宋的文章同时在一期刊物发表，当即又写了两千字的文章对宋的反驳又逐段进行驳斥。这两篇辩论性文章发表后在学校校园内引起相当大的振动。两天后在一年级学生宿舍院院墙上贴出了论学校及社会政治形势的大字报，是高年级学生口吻，对当时社会形势做了严峻分析，抨击国民党的专打内战不御外侮的反动政策，招来了亡国灭种的危险，所幸全国有识之士能肩负起国家的兴亡的重担，学校的有识之士也不乏人，指名我以甫宸笔名发表的两篇文章既是一例子。大字报号召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振奋起来发扬去年“一二九”救亡运动的精神，不要埋头读书而要观察社会，分析社会，关心国事，参与国事，作个有血有肉的热情澎湃的爱国青年，争先恐后地去做时代的前驱吧！我庆幸开封高中是真有共产党的组织？围观的人极多，没过两个小时学校当局把大字报洗刷掉了。

1936年4月10日全开封市高中一年级学生及河南大学一年级学生，还有安徽省高中一年级学生都集中在开封市演武厅受三个月的集中军事训练。在集中前我没有衬衣穿，在马道街花了六毛钱买了一件最便宜的衬衫，回来一穿又窄又短，刚能扣上扣子，穷学生将就些吧。到军营过军事生活，每人发两套军衣，两套衬衣，这就不发愁没穿的了。

刚进军营不到一个月，开封市又闹学潮，一天游行示威学生要去演武厅，军训当局非常害怕，怕受训学生闯出军营。于是事先就把所有受训学生集中在一个大院内，军训总队政治部主任面色苍白，神情紧张地向大家讲话。这时我想找几个高中同学串连一下带头冲出军营，但大都有些恐惧，因军训当局正在讲军事纪律，我看条件不成熟也未敢贸然带头喊叫向外冲。事情过后全总队有七、八个学生集中两天上小操，严加管束和训斥，我是其中之一。这次学潮有几个学生被捕其中就有刘宗和，过后听说他在监狱投降叛变了。这足以证明他这个人在带领学生开展救亡运动中，表面上看他的讲话有煽动性有号召力，但他的头脑没有被先进理论武装起来，没有终生献身革命的思想准备，他风头十足，出人头地但经不起考验，说明他具有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政治投机性。看一个人，不能只看表面，要看他一贯的观点、立场和行动，不能只看一点，要全面分析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革命者。

我发现军训活动中，不光是讲步兵操典及操练、演习如野营、实弹射击等。总队设有政训处，各中队派有政治指导员，很快听说国民党军统系统要在受训学生中物色并发展复兴社分子，以便在各学校建立特务组织打击异己，各中队指导员向学生进行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宣传，并要以分队为单位进行讨论。有次在讨论会上我严厉批判了某些学生的军训当局应声虫观点，尤其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起因做辩护的学生，引起我的义愤，他公然声称“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杀了一个日本人引起的，责任在中国，不能怪日本。我的声色俱厉的发言使得多数学生表示赞同与叫好，这下子引起当局对我的警惕。每个星期天我到城内游逛，买些杂志，总发现有人盯梢，因我那时没有参加革命组织，我也不怕他们对我的监视。军训结束以前，我听到当局开始个别秘密发展复兴社分子，我个别对石正祥及同班同学罗祖德还有同乡同学七、八个人做了工作，指出复兴社组织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是镇压学生革命活动的工具，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凡我做了工作的同学都没有参加这个反动组织。在军训活动中，我也持消极抵制的态度，有一次到龙亭靶场实弹射击，每人三枪，最高一枪12环，我第一枪倒是认真瞄准按射击要领沉稳地射出一发子弹，结果中了11环，引起中队长分队长重视，亲临指导后两发的射击，我发现不妙，绝对不能受他们奖励与表扬，故第二、第三发胡乱发射都是零蛋。中队长泄气说：“原来如此，你第一枪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我暗自窃笑：“你们受骗了，想从我这儿获得射击好成绩增添你们脸上的光彩，没门！”

在军训期间除了阅读我零星买的进步杂志以外，还在学校图书馆借到乌里扬诺夫·伊里奇（列宁）所著《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及《唯物辩证法教程》，受了很大启迪和教育，自己的信仰更加牢固了。1936年起我把阅读过的进步杂志都寄给曹县乡师读书的我的未婚妻薛连之，想方设法也要把她引到革命道路上来。

高中第一学年就要结束了，第二学年第三学年的学费从哪儿来？一点着落也没有，茫然无数。1936年六月间军训期间忽然接到郑美臣的来信，他也正为以后学费发愁，但他出个主意，要我和连之在暑假期间结婚，他拟串联我们小学同学为我们的婚礼集资送彩礼办婚事，他说为了我能把高中学业完成，已劝薛连之作牺牲，让她放弃获得乡师毕业文凭的初衷，弃学结婚，不然两个人都难以完成学业，他说他说服了薛连之，同意在暑假结婚。我考虑一下，这下可苦了薛连之，结婚后变成家庭妇女，她为我牺牲自己的前途，怎能不使人欣佩？除此一途，别无良法，我当即回信表示同意，拜托他筹划一切。

父亲这次倒慷慨起来，答应杀掉喂养的一头猪交郑美臣支派。1936年8月10日我和薛连之举行婚礼，仪式相当隆重，是我们家乡开天辟地第一家文明结婚，搭了彩棚，小学军乐队来村捧场奏乐，她披红戴纱，同学们来的很多，真是宾客如云，周围十几里村庄居民都来看热闹。郑美臣有总管才干，各方面安排的井井有条，热闹两天宾客散去。郑美臣把送礼的礼单及花费所余150余个大洋交给我和薛连之，这个把兄弟真是帮了大忙，第二学年的学费就这样筹集到手了。数日后又在郑美臣住处花十元钱摆桌酒席酬谢送礼较多的安克谦等同学。婚后度过半个月的甜蜜生活，我又奔赴开封高中进入第二学年的学习过程。可怜的薛连之便留在我家成为侍候公婆及弟妹围着锅台转的家庭主妇了。

高中一、二年级我认真研读了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苏联列昂节夫的《大众政治经济学》，还有日本河上肇的《社会学大纲》。这时马克思的理论在我脑子里已有了轮廓，立志革命，永不变节，天塌地陷，此志不逸的决心更坚定了。

1936年9月三年级商科同学朱文昭，通过他的老乡我们同班同学郭升允的联系，我们结识了。几次畅谈形势及志趣，我们的认识和观点完全一致的，议定由朱文昭和我发起建立读书会，申报校长王芸青批准并拨给一大间房子作为学习室，名曰薇花读书会，决定出壁报名曰薇花壁报，由我任主编，学习内容主要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教材是《大众政治经济学》，方式是自学，一周集体讨论一次，壁报也主要刊登学习心得及体会的短文。

1936年10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个中共外围组织在开封秘密建立了，开封高中以朱文昭为首的民先中队成立，朱文昭为中队长，我和孙题录为小队长，队员有丁景仑、郭升允、石正祥、南长钊等十人，队员编号，彼此不发生横的联系。从此我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组织的革命成员的一份子，我感到无比兴奋和骄傲，从此我走上了光荣的革命道路，发誓要百折不回的走下去直到自己生命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