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哲学”的开花结果 钮则诚 与郑晓江教授结缘，是在1997年金秋时节；当时我刚成为台湾南华管理学院生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有幸迎接第一位到访的正式客人，便是江西南昌大学道德与人生研究所所长郑晓江。由于我们同为江西老表，出身背景都是哲学，关注课题皆指向人类生与死的哲学反思，真是一见如故。倘若有所出入，只能说他和我分别从中国及西方哲学角度相契，但对人生与人死的探问却属一致。在本书〈后记〉中，晓江教授提及从大学毕业至今二十五年间，悟出了他原创的“生死哲学”之五大原理，终于在死亡教育、悲伤辅导、临终关怀、殡葬管理等专业实践领域开花结果。相形之下，我自觉十分惭愧，虽然痴长他四岁，大学毕业也超过三十年，却始终停留在对生死课题的知识形式构建中打转，不曾悟出什么深刻的内涵道理。几经反思，这似乎与我一开始的人生际遇与学问进路有关。 “文化大革命”期间，年幼的晓江随父母下乡劳动，我则在海峡这边陷入惨绿少年的虚无情结，昏乱纠缠于生命的荒谬性，适逢台湾正在流行存在主义思潮，便一股脑儿栽了进去，也因此步上哲学探究的生涯。存在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一种生活态度，剪不断理还乱，这股情意的浑沌，与我心智方面的洁癖不甚兼容。我曾经形容它们是“诗与逻辑的紧张状态”；我虽然顺着诗意情怀走进哲学，日后却被逻辑心智占了上风，以致硕士、博士、教授论文，搞的都是科学哲学课题，但其中仍深深隐藏着我对生命存在抉择的追逐与焦虑。正因为生命中的内在张力，使得我从生物哲学、物理哲学、护理哲学一路走进生死学。依晓江教授的看法，生死学大致与生死哲学同调；如此说来，在学问道路上，我与晓江教授倒也算是殊途同归了。 生死学于1993年起流行于台湾，它原本乃脱胎自西方的死亡学，但搬到台湾来却莫衷一是，大家各取所需，各自表述，一时好不热闹。待我们办生死学研究所，则尝试为其构建较有系统的知识性面貌。然而生老病死之事，终究牵涉人们的情意感受；尤其是个人信念信仰方面，很难一概而论。倒是在实践应用层面，西方人早已发展出前述的死亡教育、悲伤辅导、临终关怀、殡葬管理等专业活动，较容易开拓落实。也因此近年我在介绍生死学时，采取的是扣紧专业实践的方式，从而实事求是。至于在大陆，非但未见“生死学”的提法，连晓江教授苦心经营多年的“生死哲学”，也还是一门不成主流的边缘学科。不过在他择善固执的推波助澜下，以“生死哲学”为核心论述的各种生死专业实践，近年在内地渐受重视。“冷板凳”终于“热”起来了。 这部论文集正是大家热心参与的心血结晶，也是天津“永安生命教育与殡葬文化研究所”交出的第一份具体成果。感谢研究所的创办人──天津永安集团总裁张昕先生，以及所长郑晓江教授的高瞻远瞩，让生死哲学、生命教育和殡葬文化开花结果。论文集以“生死哲学”为核心论述，全面覆盖了生死相关专业实践。近年我大力倡议“华人生死学、殡葬学暨生命教育”的提法，以示对中华文化意义下的生死论述之重视；而我对中华文化原本并不在行，正好借机向晓江教授请益补课。论文集搜罗了2006年8月4日至7日在天津市举办的“永安海峡两岸殡葬文化与生命教育研讨会”上发表及提出的论文二十余篇，我有幸应邀参与其间，不但发表论文，更获聘为永安生命教育与殡葬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凡此一切皆与有荣焉，乃为之序。 2006年8月17日于台北 （本文转自2006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郑晓江主编的《感悟生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