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禁忌到面对以致超越 赵可式 一九八八年我在美国求学时，参与了美国政府与民间合资，专门援助开发中国家医疗服务的“希望计划”（Project Hope）到北京医科大学任教。彼时有机会带学生到医科大学附设医院实习。在三个月的医院经验中，惊讶地发现虽然台湾与中国大陆在政治及经济上有巨大差异，然而对于“死亡”的禁忌，居然一模一样。当有人患癌症时，其家人及医护人员大多隐瞒。若患肝癌则告诉病人是“肝炎”，患胃癌则告诉病人是“胃溃疡”。当病患已达末期临终阶段时，旁边的亲友更是与病患互相演戏，假装他会好起来。医护人员则说些言不及义的安慰，如“你要有信心！”，或“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等等，对于“死亡”这个话题，是不能谈的。 今天的台湾社会，由于许多人的辛勤耕耘及努力，渐渐的死亡教育受到重视。各大学纷纷开设“生死学”课程，中、小学也开始发展“生命教育”。医院中逐渐设立“安宁疗护”病房，而且照顾品质优良的安宁疗护机构，更是供不应求，几乎天天有末期癌症病患，自己要求接受医疗，因为希望“有高品质的临终期”。 十年后的中国大陆，不知在死亡的禁忌课题上有改变吗？1997年有机会去杭州参加“海峡两岸临终关怀学术讨论会”，听了南昌大学教“生死哲学”的郑晓江教授的一席演讲，真是茅塞顿开，如获至宝。郑教授是一位将中国古书读通读透的现代中国人，怪不得选修他“生死哲学”的学生达1360余人。他从中国文化中汲取精华，发展出“生死互渗”及“生死沟通”的智慧，或许是现代中国人的一帖良药，将人们从恐惧及否认的不健康禁忌中释放出来。 与郑教授再深入接触，愈钦佩他一介清廉布衣儒哲的操守。他一天读书写作十六小时以上，夏天在一个破电扇下挥汗写作，汗湿透了廉价的薄纸，模糊了字迹，只好重新再写。他执著于最不叫好的“死亡”课题的研究，只因若一个文化不能面对及超越“生死大事”，这个文化必流于肤浅。 虽然海峡两岸人民的生活及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差异，但面对死亡的态度上竞如此雷同。可能五千年文化的汇整流传已进入我们的血液，不知不觉中流露在生死大事上。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文化，是该超越死亡的时候了。郑晓江教授的书在世纪末出版，我想对海峡两岸的朋友都会有一番省思及启示。 赵可式谨识 一九九八年圣诞节于台南成功大学 （本文转自郑晓江1999年在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专著《超越死亡》序） 作者简介：赵可式，女，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