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的父辈分三支:伯父,单永生;父亲,单永魁;叔父,单永槐。
这段发黄的故事彻底改变了单氏族谱的地域走向,它在河北西部山区作了个急转弯儿,随即又折向大雪茫茫的关外。
单田芳的父辈分三支:伯父,单永生;父亲,单永魁;叔父,单永槐。
常言道:"宁做太平犬,不当乱世人。"可惜,清末民初的中国,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老百姓连"太平犬"也做不成,还谈什么养家全小、乐享太平?单家一气儿生了仨儿子,与其说是喜,还不如说是愁。"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全家上下五张嘴,很快就把单田芳爷爷的小买卖给吃黄了。熬了几年,孩子到了读书认字的岁数,可是,哪儿来的钱呢?干脆,长大一个发派一个,都出去打零工吧。
单永魁做童工打草袋子时,年仅十二岁。他天天顶着星星上班,披着月亮回家--连轴儿转啊。可怜的孩子,多少次不知不觉地尿湿了棉裤,裆里冻成了一块大冰砣……望着小永魁强做出来的笑脸,奶奶放声大哭。哪怕有一线之路,谁舍得亲生骨肉跑去给人家当牛做马呀!抚摸着儿子瘦小的肩膀,奶奶连声说:"咱不去了,再也不去了……"
话虽如此,单家已经穷得连一锅稀粥都熬不起了,奶奶的眼泪换不来高粱,也兑不成黑豆,懂事的孩子们仍旧背着父母,偷偷摸摸地跑出去打零工。钢铁都有磨断的时候,何况是细胳膊嫩肉儿的毛孩子?吃不饱、睡不好,像牲口一样地拼命干活儿,单永魁终于倒在了土炕上。这孩子得了一种"怪病",民间称为"大头翁":脑袋肿大,酷似麦斗,跟气儿吹的一样,急剧变形。望着奄奄一息的永魁,家里愣是挤不出一个大子儿来求医问药,只有泪眼汪汪地陪他--等死。
人只有到了最苦难、最无助的时候才会乞灵于神佛,奶奶烧了无数高香、许了千万个重愿,似乎真的感动了天地,死亡线上的永魁居然神奇地挺过来了。搂着骨瘦如柴的儿子,奶奶再也不撒手了,她含着酸楚的眼泪对永魁说:"你要是再偷着跑去当童工,我就一头撞死……"
为了活下去,当家的奶奶还是做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让永魁、永槐走大哥永生那条路--从艺说书。老太太这句话,为单家两代未来几十年的生活道路埋下了关键的伏笔。
如今,评书说到单田芳这个分儿上的,当然是凤毛麟角。然而,当他的父辈拜师学艺的时候,并未想过将来要成为万人景仰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再说直白一点,吃"开口饭"的曲艺行从来都是"撂地儿",比花子乞丐体面不到哪儿去。梨园行也是如此,晚清时代,尽管戏曲演员在北京城或者天津卫红得发紫,地位却相当低贱,据说,戏子的子女只能唱戏,连婚嫁都无法与普通百姓平起平坐。好不容易熬成了"角儿",还得朝妓女打千儿请安。可以想像,在单永魁兄弟下海的年代,艺术根本就不值几个小钱儿,如果不是为了一口饱饭,谁肯蹚这汪浑水呀。
还不错,单家哥儿仨靠曲艺活了!单永生投师西河大鼓,人送雅号"八岁红",三弦、书鼓、鸳鸯板,一登台便来了精气神,他刚刚十四五岁,就已经远近驰名了。永魁则傍着大哥,弹得一手好三弦。也许是命吧,三弦弹来了著名西河大鼓演员王香桂,曲艺为媒,俩人结婚了。从此,奠定了一个奇特的"曲艺世家":单田芳的父母、叔伯,乃至三位舅舅都是"门儿里"出身,难怪他说自己是曲艺熏出来的"虫儿",恐怕早在娘胎里就开始入行了。
再回到单家的历史。投身曲艺,就等于默认了"吉普赛式"的生活--四海为家,漂若浮萍,走南闯北就是为了说书吃饭。天津是当时的曲艺重镇,单永魁、王香桂夫妇在城里租了一座狭窄的四合院,两人搭伴儿说书也能养家糊口。已是深冬,鹅毛大雪飘飘洒洒,九河下梢一片白。书场里却极为热闹,灯光摇曳,人头攒动,观众们交头接耳地巴望着演员登场。此时的王香桂已经怀孕八个多月了,本来,天气恶劣,满可以守在家里养养神,但是,她执意不听丈夫的劝阻,非要唱完最后一场不可。单永魁脾气绵软,实在拗不过,也只好依从了老婆。王香桂挺着大肚子赶了一个多钟头的夜路,才准时到达茶社。弦师单永魁一边伴奏一边替妻子捏着冷汗,心里不住地祷告:"老天有眼,保佑他们母子平安。千万别出什么意外呀……"
台上说的是王香桂的拿手活儿--《杨家将》,故事环环相扣,吸引住了台下的每一位听众。大概说到两个小时,王香桂顿感下腹剧痛,看来小宝宝就要出生了。"不识相"的小家伙儿在母腹里快意地挣扎着,惊得整座书场一片唏嘘:"眼看就要生啦!""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孩子生到书台上啊!大伙儿赶快帮帮忙吧……"
立刻,停书救人。深更半夜,大雪纷飞,到哪儿去叫现成的黄包车?只有靠人抬了。大汗淋漓的王香桂平躺在一块救急的门板上,二百多名听众自发地组织起来,一拨儿接一拨儿地把她送进了天津市中心的医院。顶着北国凛冽的寒风,踩着马路上厚厚的积雪,在听众自动形成的人墙中,中国未来的评书大师即将诞生。铁杆听众们以自己由衷的热爱,为一位艺术家的临产、也为另一位艺术家的降生,自发地组成了天津大街上众星捧月、前呼后拥的护卫人流--被老听众们关怀、爱戴,对于旧社会的艺人来说,的确是一种特殊的礼遇和非凡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