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吴熊和先生

王自亮

曾经在多种场合说过，苏东坡和梁启超，是我平生最为佩服的两位先贤。所谓“佩服”，一定带有“敬佩”和“服帖”这两层意思，包括他们的人生姿态、才情和人格力量。说起这件事，跟先师吴熊和先生直接有关。

1977年冬天，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参加了“文革”之后的首次高考，居然被杭州大学中文系录取了。刚进大学那会儿，我们还是信马由缰地驰骋在自己原有天地里。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读书，从何入手做学问。对文学和历史关系的处理，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心中也没有一个谱儿。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位好老师。说是好，是终身受用的那种好。正是他，给我们带来了自信和从容，传授给我们所不知的问学路径，还有蔼然自若的人生态度。这位老师，就是当时教我们古典文学的吴熊和教授。

一走进教室开始听他的课，就被吸引住了。我们几乎是屏息倾听，唯恐漏下一句话。他时常穿一件对襟中式棉袄、留短平头的高大形象，是着实无法抹去的。还有一个细节，是学弟陈骥曾经说起，我也保留在心中的，那就是先生的板书也自成一体，从右写到左，写错了画个圈圈，也不擦。一堂课下来，总是刚好写满一黑板。自然，那种声音的保存是最持久的，三十多年过去了，他的语气，他的音调，至今尚在耳际萦绕。

吴先生他给我们开的课是“唐宋词通论”，记得他说的第一个案例，就让我们记住了一辈子：“你们知道苏东坡是什么人吗？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人物。他不仅文章诗词写得好，更重要的是，他有绝无仅有的人格魅力，至今影响着我们。先让我背一首他的词《定风波》，你们听：‘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词？蕴含着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和历史观？他是怎样从途中遇雨这件事生发开去，写出自己的精神风骨的？这种情景渲染，如此字字紧扣生活情景又飞向自在境界的意态，是怎样达到的？”

不及我们回答，他竟然自顾自地说开了。他说了很多苏东坡的身世和遭际，才具与旷达，细密与疏狂，怜悯心与冷眼观世，特别是他深受影响的几个精神源头，包括佛教禅宗、世俗生活与中国文人的关系。动情处，还给我们讲了一个轶事，说的是苏东坡和柳永的关系。柳永是北宋第一个写长调的词人，据说当时“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柳永的显赫地位自然引起了苏东坡的注意，于是“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与柳七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坡为之绝倒。”

对禅宗，他讲得特别多，也特别投入。从禅宗的形成，禅宗的根基，到禅宗的根本特征，它与中国人、中国文化的吻合，它所创造的理念、情景和智慧，包括“棒喝”和“顿悟”，都作了最详尽的阐述和诠释。讲禅宗的时候，他融入了时世、生活方式和精神变迁，几近化境。从五灯会元到野史掌故，娓娓道来，如坐春风。

身材高大的吴先生，在课堂上自有一种格外的自信力，而这种自信并非外在的，也非仅仅砥砺奋发所成的。听完他一个学期的课之后，我似乎明白了一些事理，那就是，先生是用心去读书，用眼睛来洞察世事，用脑去辨析社会，用血脉去融合历史和人物，于是就能步步为营，吃透中国社会从思想精神到文化制度各个层面的内涵，建立一种整体性的文化历史观，一种洞若观火的细节把握。

他在我们面前讲唐宋诗词，讲历史人物，并不是居高临下的那种，也非自我演绎，宣泄排遣一通了事，而是从具体情景到兴衰规律，再及历史和人心深处，尤重人性与命运之诠释。他在课堂上的沉吟，并非旧式文人的矫揉造作，在教室内外回答我们的提问，也决不炫耀学识。

吴先生给我们讲唐宋词通论，实在是大大超出了词的范畴。中古时代的历史文化、文学形态、人物行状、语言音律，经他的融汇整合，呈现出一种整体风貌。有时，师生之间竟然能够同时触发一种感怀，领悟一段历史秘密，感受文字之外的意兴。自然，也有这样的时刻，我们都静默于他所提供的历史文化入口，而内心却激荡不已。有时他在课堂上久久伫立，竟然陷入一时片刻的无语。我们这些学生明白，这种沉默意味着他进入了最为开阔的思想风景。

对我们来说，吴先生是一种确凿的存在，有清晰的言行，也形成了巨大的气场。

他不是那种旋风般裹挟着我们的人，而是不知不觉地以其精神气质环绕着我们，融化我们的老师。吴先生总是用那种软侬吴语，说出那些使我们惊心动魄的诗词曲赋内核，讲辛弃疾陈亮，讲周邦彦吴文英，如此之奇妙。这个反差巧合让我们印象更为深刻。当我们晚上听完他的课，下课之后提些确实需要他指点的问题之后，会默默地看着他高大挺拔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连路灯也无法照及的黑暗中。

我亦很难忘记那些教过我们的老师，有的学富五车，有的清新儒雅，有的富于激情。而吴熊和先生却是个特例。他是那种非常罕见的语言、思想和学问能够浑然一体的人，很难用一个词来概括他的全部，显然他是属于兼具思想、情感、学问和人格力量的教授。也很难用专门家兼通才来诠释吴先生，他是个将经典与时代、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与当下现实生活，特别是将思想精神、历史意识和物质形态打通，将天地人融合于一的人文学者，真正意义上的名师。

但他又是一个极为可亲可爱的人。我看到网上有这样一个帖子，一个可能是校友的网友说，“记得读大学时有个吴熊和教授。那天，他来讲‘唐宋词通论’，正文还没有展开，先生先吟诵了朱熹老夫子的‘胜日寻芳泗水滨’。先生说，这么好的春光啊，我们不该坐在教室里上课的，我们应该去追春。到底是先生呀！”

就这样，我们从平生亲近的吴先生和诸位名师身上，传承思想、学识和情感，与更加久远的传统和人物，建立起某种神秘的血缘关系，获得溟蒙中的清晰认知，以及类似于宗教上的衣钵相传。自然，这里既有理性的，也有非理性的因素。这种非理性因素，就是长者与我们声气相求，内心契合。此后，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要亲见大师，亲炙教诲，为的就是感受那种气息，那种氛围和情景，那种独具一格的交流方式。用海德格尔的语言说，就是“亲在”。

就说苏东坡和梁启超这样的历史人物吧，通过吴先生这一辈人的点拨，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们真正值得敬佩之处，不仅在于他们无所不在的才情和巨大的转换能力，更在于他们如此真实，如此丰厚。苏东坡的旷达和梁启超的顶真，都是在在不可抹杀的。他们最好的一面，就是一次次地重新打量自己，最终完成自己，虽然这两位人物没有“伟大”的封号，也不是什么“至圣先师”，“千古表率”，甚至在他们的个体生命中，还都出现过一时的迷误和惶惑，但丝毫不影响他们的魅力。读他们的诗词文章和传纪，听听旁人对他们的评议，以至于我们开始怀疑那些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似乎都经过腌制了，或粉饰了，晃荡在我们眼前的，有着某种事后的、合乎“逻辑”的可疑虚构。

后来我回台州工作，供职于行政公署和报社，有幸的是，那年吴先生和徐朔方、沈善洪诸位先生沿着“唐诗之路”来天台，我参加了接待，再次面聆教诲，师生间又一次达到精神上水乳交融的地步，真是难以忘怀。他寄予了我更大的期待，除了做事为人，还希望我能在“立言”上能有所成。

送他回杭州的时候，我看到他头发开始花白，提醒他注意调养，多多保重，他笑着说了一句“鬓微霜，又何妨？”

晚上陈骥兄打电话给我，说吴先生故去了，我心里一沉，抬眼看了看天空，余杭塘河水面与宝蓝色的天空，融为一体，了无纤尘，不禁喃喃自语，“先生，自此之后，我要问一声，‘铜琵琶、铁绰板，今又安在？’”

2012年11月4日，深夜

（载2012年11月4日《钱江晚报》，有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