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幼小心灵的记忆中，很难见到父亲。关于父亲和家里的许多事情，多数是从妈妈那里听到的。 1947年3月27日的黄昏，我出生在河北省邢台市。邢台是1945年9月24日解放的，是全国最早解放的城市之一。1945年10月至1948年3月，父亲担任邢台市公安局局长。那时，正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最为复杂、困难的时期。面对艰巨而繁重的公安保卫任务，父亲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忙着。妈妈说：生我的那天，父亲得知消息后正在往家中赶的路上，加之大哥已取名海英，因此给我取名陆英。妈妈还说：爷爷见家里又添了个小子，喜出望外，专门找人给我看了生辰八字，说我属猪，生在天快要黑了、小猪吃饱要回窝的时候，有福气。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同年9月，父亲调太原市公安局工作，10月，我们全家也来到太原。那时，我两岁七个月。 妈妈告诉我，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父亲在一次和敌人的战斗中，为了掩护老百姓转移，被敌人抓住了。当时，父亲一边走着，一边慢慢地把捆着手腕的绳子解开了。但是他不声不响。等到天黑的时候，利用自己对当地地形熟悉的条件，在一个转弯处突然向另一方向跑去，左转右转，躲过了敌人的追捕。妈妈特意说：要是落在日本人手里，就没命了。 我五、六岁时，有一次和街上的小伙伴们一起到东山上挖甜草根。好几个小伙伴都挖到了，我还没有。心里一着急，就顺着一个坡往后面找去，不知不觉走远了。这时才发现，小伙伴们不见了，太阳也要落山了，感到有点怕，就急忙往家跑。等到我气喘吁吁地跑回院子里时，看见父亲、母亲和一家人都围坐在院子中间的石桌旁。父亲见我回来，满脸怒气地顺手抓起一把笤帚冲我走来，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冷不防夺过父亲手中的笤帚，一转身扔到了南墙外边。妈妈见此情形急忙说：你还不快跑！我飞快地跑进屋子里。等了一会儿，见父亲没有追来，才松了口气。父亲向来是和蔼可亲的，对我发火，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妈妈说：我小时候最爱听爷爷和父亲讲故事。有段时间，父亲时常回来。吃完饭后，他就坐在炕头上，把我和弟弟们叫到跟前，给我们讲林冲雪夜上梁山、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三打祝家庄等水浒故事。当时弟弟们还小，我却听得很入迷。水泊梁山上众多英雄的形象，从那时起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妈妈还说：我小时候很爱缠父亲。有一个星期天，父亲正在和家人有说有笑，公安局来人说，木材厂着火了。父亲急忙穿好衣服就往外走，我不懂事，非要让他领上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父亲对木材厂的火势情况不大了解，所以就拉着我一起上了他的车。赶到木材厂一看，只见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父亲说了句“你就在车上，那儿也不许去”，就急匆匆下了车，很快就不见了。不一会儿，司机叔叔回来了，他对我说：你爸爸正在指挥救火，他让我先把你送回去。那天晚上父亲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进入梦乡了。第二天妈妈告诉我，父亲回来得很晚，他在指挥救火时小腿受了伤。 妈妈没上过学，不识字。有次她对我说，公安局的人来家后，免不了要说说他们单位的事，我有时听不懂，又不好问。你从小就记事，要是功课做完了，就来听一听，他们走后再给我讲讲。有一次，我和妈妈曾经听到这样一件事：“大跃进”那年，太钢某分厂的炼钢炉出了停产事故，上级领导指示以“破坏生产、破坏大跃进”论处，父亲却坚持依法办案。这件事的具体情节当时不清楚。若干年后我退休了，在桃园二巷遇到了一位老同志，他一直端详着我，迎面走过去以后又返回来说：你是贾局长的二小子吧？我当时很诧异。老同志赶忙解释说，你们小时候，我在你父亲那里见过你，当时我在太钢某厂担任保卫处长。华北局有位大领导来山西视察，听到太钢某分厂炼钢炉停产事故后，立即表态说，这是“破坏生产、破坏大跃进”，要严肃查办。我感到压力很大，明知这是生产事故，不办吧，上级有指示；办吧，要冤枉人。于是就向贾局长汇报了。没想到贾局长的态度很明确，他说：做公安保卫工作，一定要严格依法办事。你们要先把情况搞清楚，把第一手材料搞扎实，然后报上来。待他看完我们上报的材料后说，这是一起生产事故，不能乱抓人，我要向市委领导汇报。由于他的坚持，避免了一场冤案。说到这里，老同志颇有些激动地紧紧拉住我的手说：你父亲真是个好领导，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和教育太深刻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记得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个星期天，回娘家来住的二姐得了重感冒，身上发烧发冷，十分难受的样子。第二天要上班，还得赶回太钢宿舍。这么远的路怎么回？妈妈很是着急。这时恰好父亲的公务员来家有事，妈妈就和他说了情况。他说，别着急，我回去后让车来送送吧。过了一会儿，二姐坐上父亲的车回去了。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以后非常生气，批评了妈妈，还让公安局办公室的同志把汽油费给补交了。当时我并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这样做，现在看来，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之所以好，正是由于像父亲一样的大批老干部都能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公私分明、一尘不染。 父亲是个孝子。平日里工作忙，但只要回家来，总是先去爷爷、奶奶的屋里问候一番。日常照顾爷爷、奶奶的繁重任务，都落在母亲身上。一九六一年，爷爷去逝了。出殡的那一天，父亲十分悲伤，扶着灵柩泣不成声。他说：困难时期过去了，条件好些了，总想着让你老人家享点福了，你为什么就走了呀！……此情此景，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 我在太原六中上初中、高中时，学习成绩比较好，又是班长、团支部书记，几乎每年都要拿回奖状来。父亲每次看后都十分欣慰，让我把奖状贴在墙上，并告诫我要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墙上快要贴满了，他还是坚持要我把新奖状贴上去。高三那一年（1966年），学校党支部把我列为入党重点培养对象，因到市公安局政治部要父亲的材料，父亲知道后，回来高兴地询问了我很长时间。这一年“五四”青年节，我被评为太原市“三好学生”，父亲破例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家长座谈会（在我上中学期间，父亲工作忙，从未参加过家长会，母亲也没有去过），据我的班主任告诉我，父亲还在座谈会上讲了话。我知道，父亲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教育、鼓励和鞭策我。我那时也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绝不能辜负父亲的殷切期望。 有一天晚自习后，正下着大雨。还是妈妈提醒我上学时带上了伞。我就和平时同路的一个同学打着伞一起走。快要到家的时候，雨还下个不停，同学家还很远。我就把伞让给他，自己淋着雨跑回了家。妈妈见我浑身上下水淋淋的，就问：你的伞呢？我把情况说了，妈妈一边着急地给我找衣裳，一边埋怨说：看，淋成啥样了。这时我听到了来自里屋的父亲的声音：这是做好事嘛，应该的。无论是妈妈的着急和埋怨，还是父亲的肯定和支持，都在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有一次，父亲在家和我们一起吃饭时，莫明其妙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青年人涉世不深，很难理解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还有一次，家里的收音机播放着周明山 的事迹。父亲对妈妈说：什么时候咱也带上陆子回咱村去，让他也当个周明山。我当时听了并不在意，也不可能去深究父亲此话的含义是什么。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党内政治生活已很不正常，“文化大革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难道父亲此时有了归去来兮 的想法？？？ “勇敢对敌保江山，甘为人民孺子牛。”这是父亲的诗句，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写于2012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