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法学界，“东吴法学院一直是以培训职业律师而著称的” 。当然，要当律师必须首先要有律师职业资格证。杨兆龙从1927年7月毕业后，于4个月后拿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甄拔律师委员会发给的律师资格证书。但是有律师资格证只是执业律师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兼职律师大多为法律教师，……但很多教师必须在外兼职，以补充工薪收入。对于外来人(如广东人在上海没有关系)，要闯入专职律师业或者凭自己的本事在上海打开局面有时也是很困难的”。

　　因此，直到1928年3月，杨兆龙“受聘为上海持志大学教务长兼教授”。 持志大学是东吴法科刑法教授何世桢，“为纪念其先祖父何汝持，在上海开设持志大学(后称为持志学院)，设文理两科，已有几年”。 当时在持志大学，“孙邦藻教我们英国文学、哲学，夏晋麟教我们中国外交史”， “相形之下，这一年里在持志的课余活动，倒比东吴只有双周模拟法庭更丰富多彩。” 作为教务长的杨兆龙应该为此出力不少。

　　执教持志是杨兆龙走出校门之后的第一份工作。一年后的1929年，杨兆龙又陆续接受上海法政大学以及东吴法律学院聘书。在法政大学，杨兆龙讲授《证据法概论》、《商法概论》、《海商法》等课程，“前两门课的讲义作为专著于翌年出版” 。其时杨兆龙不过26岁。《杨兆龙法学文集》收入这两部论著。

　　杨兆龙在执教持志的同时，于1928年11月，“经司法部甄拔法官委员会审查，认为‘有免补推事及检察官之资;合并予以免补推事、检察官存记候缺任用”。 后来，经吴经熊推荐，“充任租界临时法院推事，专办华洋诉讼，并受委托撰写《上海租界临时法院成立后办理涉外事件之报告》。” 杨兆龙不畏权势，秉公执法，坚决维护中国人的合法权益，在上海小有名气，据说当时的《字林西报》曾多次赞扬这位年轻的法官。杨兆龙撰写的判词《关于因保险赔款涉讼案的民事判决》，亦被吴经熊在其主编的东吴《法学季刊》1930年第四卷第四期上发表。

　　但好景不长，不久后杨兆龙就因判决经常和陪审的外国领事发生冲突，被司法行政部长魏道明辞退。

　　杨兆龙转而成为律师。由于年代久远，杨兆龙究竟代理过哪些案子，目前大都不可考，但是其为金坛裁缝沈锁坤“土匪抢劫罪”做的无罪辩护案，“民间至今仍传为美谈” 。

　　1931年，应司法行政部常务次长郑天锡之约，考入司法行政部秘书处，担任外事科科长。杨兆龙从此来到南京。在担任外事科长期间，与首次来华访问的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庞德有了初次认识。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公证制度之探源》、《现行诉愿制度之商榷》、《中国法律教育之弱点及其补救之方略》等文。 在《公证制度之探源》开头，杨兆龙即指出：“按公证制度最初产生于欧洲。后世各国之制度，莫不渊源于此。故欲研究其沿革，当自探求其在欧洲之变迁入手。” 文章的展开即遵从这份“梗概”，就欧洲公证制度、英国公证制度做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探源”，尤其对于前者，杨兆龙在文章中做了细致幽微的“探源”，乃研究公证制度不可或缺的奠基性作品。《改革现行诉愿制度之商榷》一文从诉愿与行政诉讼的关系、诉愿管辖之划分、诉愿人之资格、诉愿程序进行之期限、待遇之平等、行政处分之执行等六个方面，直指现行诉愿制度的不足，并提出了明确可行的改革办法。 《中国法律教育之弱点及其补救之方略》是应《法学杂志》“法律教育专号”而写。 而杨兆龙的这篇文章，在这两期法律教育专号中，与盛振为、孙晓楼属于同一类型，“对当时的法律教育状况总结评价并谋求改进。” 杨兆龙在文中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法律教育的两方面的弱点：其一，关于学校方面，有“管理不周”、“教授不好”、“课程不良”、“设备不全”等;其二，关于学生方面，弱点有“基本教育不好”、“对法律兴趣不浓”、“智力不尽合标准”、“纪律不严密”等。 就这些弱点通盘考虑，杨兆龙确立了“纠正办理法律学校的态度”、“确立法学教育的宗旨计划”两大原则，并从管理、教授、课程、设备、入学五个方面做了细致的论述。 这篇文章对于今日办法学教育者亦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