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转折关头

（一）

晓宿夜行，披星戴月，我们率领红二十八军手枪团三分队的一个班，在敌人一个营兵力的追击下，抬着负伤的军部小号官，朝着中共皖西特委所在地――岳西鹞落坪疾行……

敌人“三个月秘密清剿”开始时，我们原是跟随军部一起行动的。部队从鄂东向皖西转战，途经麻城时，与敌人打了一仗。战斗中，军部小号官负了重伤。高敬亭同志命我和雷文学同志率领一个班，护送小号官去黄岗大崎山，将他安置在黄岗便衣队里养伤，然后去鹞落坪与军部会合。不料到了大崎山一带，便衣队已不知去向。据群众说，附近的敌人很多，住满了大小村庄，每天不断地“清剿”，便衣队很快就转移了。我们只得连夜折回头，穿麻城越罗田，取道英山，通过敌人层层封锁线，前往鹞落坪。

一九三七年春的所谓＂三个月秘密清剿”，乃是蒋介石的一大阴谋。那时候，已是“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被迫接受我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但是蒋介石贼心不死，妄图趁我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尚未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之前，下令三个月之内，予以歼灭。在鄂豫皖地区，敌人调兵遣将，重新布置了兵力。“剿共督办”卫立煌调进第二、第三两个师，接替一O二、一O三师，将这个号称“爬山虎”的贵州部队换作机动，专门“追剿”红军；又将嫡系第三十八师开赴潜、太边境驻防，原驻那里的十一路军，在几十个保安团的配合下，被调进山区专修碉堡，构筑封锁线。连同原东北军五个师，二十五路军三十二师追击部队和地方反动武装，敌人共两百多个团，三十余万人，对我红二十八军实施“围剿”、“追剿”、“驻剿”和“堵剿”，采取前堵后追、左右包抄的战术手段，妄图消灭我红军游击队。为了隔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限制革命力量的活动，敌人烧山倒林，移民并村，在游击根据地造成一片片“无人区”；在交通要道、重要集镇，敌人的碉堡林立，重兵把守，还在道路的两旁修筑木城，或拉上铁丝网，设下一层层封锁线。我们一班人，就在敌人的碉堡群、封锁网中出没，在前有堵兵，后有追兵的状况下转战。

当我们一行摆脱了黄岗地区的追兵，到了英山境内朱家山的半山腰时，遭到敌人的两路夹击。山顶上，从陶家河出来的敌人，用火力猛烈追击，企图阻挡我们前进；山脚下，从英山出动的敌人象洪水般地向前涌去，想抢占英山去陶家河的大路，截断我们的去处阻拦我们。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成败胜负的关键，就全在红军战士的勇气和胆量了。

凭借山间的岩石和坎子，同志们胆大、心细、机警，在岩壑间穿行，在弹雨中进击，决心凭借这有利的地形，即隐蔽前进，又争分夺秒，赶在敌人前面越过大路。连负伤的小号官也跳下担架，投入战斗。但在激战中，另一位战士陆光明同志却被敌人的子弹击中，鲜血染红了半个身子，这又给我们行动带来了困难。同志们立即组织火力掩护抢救，背的背，扶的扶，交替着朝鹞落坪方向冲去。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顺利的越过了英山去陶家河的大路，进入朱家山北面的一座大山，甩掉了追兵。

陆光明同志因流血过多，一直昏迷不醒。同志们绑了一副担架，抬着伤员行进。当晚宿营在一座山林里，第二天早上，正要继续赶路，见陶家河的敌人又出动了，我们急忙藏进了深山，辨察周围的敌情。这里离鹞落坪只有二十来里地，金龟畈一带的敌人，正在加紧准备“清剿”鹞落坪根据地。我们经过商量，决定由雷文学同志带领队伍先去鹞落坪，找到当地便衣队，并设法与军部取得联系；留下一位战士与我一起照顾陆光明同志，等候便衣队。

我们把陆光明同志安置在一座看玉米的棚子里。棚子周围是密密的树林，有一条山溪从棚子下面穿过，环境比较隐蔽。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我们摘了一个南瓜，捡了一堆树枝，起火煮南瓜充饥，在山风的呼啸和伤员的呻吟声中，我为陆光明的伤势担忧，对战友的无限思念，更对斗争胜利的热切渴望…… 。百感交集，度过了这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天一亮，我们两人就跑到半山腰，隐蔽在树林里等候便衣队，天渐渐黑了，天空下起了毛毛雨，正在焦急时，忽然听到山路上有人声，接着林子里走出十几个人，穿的都是便衣，还带有一副担架，我断定是鹞落坪便衣队来的人，立即喊道：“干什么的？”

听到我的喊话，来的人都住了脚步，领头的那个人问道：“是三分队长吗？我们是来接你们的。”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便衣队指导员宋青云同志，便跃身奔了过去。

我们就在林边席地而坐，谈起了话，我急于向老宋打听反清剿的一些情况，了解军部在什么地方。

宋青云同志说：“告诉你一个消息，国民党派了高级参谋来和我们谈判了。”

谈判？我猛地吃了一惊。老宋见我直瞪瞪地望着他，便继续说：“就是谈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事。”

我以为这是他跟我开玩笑，便说：“好啊！可惜我的肚子不跟我合作，带来了什么吃的，先填一填吧。”

老宋一面给了我几块玉米饼子，一面解释说：“真的，军政委还亲自去跟他们谈判，你一到军部就会明白的。”

我嘴里嚼着玉米饼子，心里直纳闷：国共合作，这是从何说起啊！想起敌人在“三个月秘密清剿”中的暴行，想起转战途中遭到敌人的前堵后追，以及的在鹞落坪周围山上修筑工事，等等。越想越不理解，越想越觉得这不是事实。一到鹞落坪，我急忙找到了雷文学同志，向他打听和平谈判的事。雷学文同志说：“谈判是真的，很多同志也不理解，议论纷纷：我们同国民党打了十年内战，打到最后怎么会合作起来呢？”

在军部我向高敬亭同志汇报了转战途中的情况后，又问他目前传说国共合作是否确有此事。高敬亭同志说：国共是要合作了。未等军首长说下去，我焦急地说：“那……我们不能上反动派的当，首长！”高敬亭摇摇头，又笑笑，便随手递给我两本小册子。我接过一看，是党中央在西安事变后印发的关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小册子《告全党同志书》和《论抗日民主共和国纲领》。接着高敬亭同志便开始给我讲解国际和国内形势，叙述了我们如何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又怎么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经过。

原来，就在我们离开军部的短短时间里，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

    自我们在麻城离开军部以后，高敬亭率领手枪团一、二分队，由鄂东转战到了皖西桃岭，就得到了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两份重要材料。

    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红二十八军在远离党中央的鄂豫皖地区坚持斗争，时刻盼望能够听到党中央的指示和号令。但敌人把根据地包围的水泄不通，我们只能偶尔从敌人的报纸上得到一星半点消息。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我们能够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及时了解到当前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其中包含着一段极其曲折的过程。

    不久前，一个名叫姜术堂的人，突然来到了鹞落坪根据地，自称来自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并带有党中央的文件，必须亲自交给中共皖鄂特委负责同志。便衣队的同志大都认识这个人，他原是国民党十一路军的少尉排长，这已经是第三次出现在鹞落坪根据地了。    、

    第一次是一九三六年秋天，姜术堂从潜山率领二十多名士兵向我万山便衣队投诚。由于我便衣队本身力量较小，无法改编这个队伍，经过一番说服，姜术堂等人自愿放下武器，领取路费各自回家。一天夜间，当他们通过黄泥岗一带的封锁线时，不慎触发了敌人埋设的地雷，一部分受伤的士兵，被据点内的敌人收容

去了，一部分逃散了。

    到了一九三七年春，姜术堂独自一人又来找到便衣队，要求参加革命。当时，国民党正加紧对我“清剿”，斗争非常残酷，对姜术堂这样来历不明的人，不能不有所警惕。但鉴于上次投诚的积极表现，特委决定再次动员他回乡。姜术堂临走时，请求特委给他一个身份证明，以便返回河南老家，寻找当地秘密组织，投身革命。谁也不曾料想，正是这一偶然的事件，使红二十八军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

    大约一个月后，姜术堂又一次出现在鹞落坪根据地，便衣队际疑此人是否受敌人派遣，前来刺探情报。姜术堂竭力申辩说：“我是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那里来的，给你们上级带来了重要指示。”有的同志将信将疑，有的同志要杀掉他。姜术堂满含委屈地说：“我在这座山上爬了两三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既然来了，想跑也跑不掉，你们带我去见特委，那时再杀也不迟!”   

    姜术堂确实带来了党中央的两份重要材料。他在返回河南老家时，途经郑州，听说“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谈判已经达成协议，便径直前往西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出示了特委给他的身份证明。也就在这段时间，党中央曾多次派人前来鄂豫皖地区寻找红二十八军，终因敌人封锁严密，红军的分散游击，一直没有联系上。听说姜术堂来自鄂豫皖地区，办事处的负责同志立即给予热情接待，并询问了有关情况。几天后，办事处给了两份材料，由他带给红二十八军。于是姜术堂带着材料，又从西安返回鄂豫皖，寻找中共皖鄂特委。

    特委书记何耀榜同志正在沙衬河一带活动，离鹞落坪有七八十里地。便衣队派人带着姜术堂，连夜越过敌人封锁线，找到了何耀榜同志。何耀榜同志先是询问了姜术堂到西安的经过，继而叫人把党中央的《告全党同志书》和《论抗日民主共和国纲领》仔细地念了一遍，听完之后说：“这两份文件不是假的，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在国民党的报纸上也看到了这个消息。”    、    ．    ．

    这时候，高敬亭同志还在鄂东，何耀榜同志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以“中共皖鄂特委会”的名义，将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以后，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三省游击战争的情况，用密写的方法，扼要地向中央作了报告，并请求中央派人前来联系。这份报告仍由姜术堂送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不久，高敬亭同志率部到达皖西桃岭，何耀榜同志向他汇报了姜术堂去西安的经过，并交给他两份小册子，高敬亭同志拿到中央的两份小册子后，独自关在屋内，反复阅读，研究了整整一天，然后决定同国民党谈判，并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写信给卫立煌，提出和平谈判、合作抗日的主张。国民党本想通过“三个月秘密清剿”，一举消灭红军游击队，结果红军越打越坚强，反而使自己足陷泥潭，难以自拔。卫立煌自知秘密清剿即告破产，也就接受了和平谈判的建议，并派出高级参谋刘刚夫作为全权代表，与我们接触和谈判。

    国共双方开始接触是在岳西县南田地区的一座马鞍形的山头上进行的。双方的武装部队都摆开了阵势，规定互不开枪，只准对话。在一种极其严肃的气氛下，高敬亭同志化名李守义，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到现场与刘刚夫对话。在停止内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一致对外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前提下，各自提出了一

些具体条件和要求。

    刘刚夫提出的条件是：要求红军停止袭击国民党军队，停止袭击基层政权机构，停止打土豪和没收地主财产，停止破坏各地一切交通设施；同时以一个月为期限，要求我方将部队全部集中于湖北省黄安县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听从国民党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开赴抗日前线作战，等等。

    高敬亭同志提出的条件归纳起来如下：首先，国民党当局，必须以实际行动体现合作的诚意。立即撤退围剿部队，停止对红军的围剿，撤销和毁坏所有的封锁线，并将岳西县青天畈让给我军临时驻军；毁坏所有的移民村，让群众重返家园从事生产，停止迫害我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第二，同意我军集中整编后听从国民政府统一指挥，但必须保持独立系统，由共产党领导。第三，我军的一切军需给养，一概由国民党政府供给，与国民党军队享受同等待遇。第四，由于我军部队比较分散，集中时间不得以一个月为限。集中地点应以湖北省黄安县的七里坪为中心，包括河南省宣化店至七里坪一带给我驻防整编。    ‘

    由于双方提出的条件仅是初步接触尚未达成协议。南田山头接触，国民党方面要求我方派出代表到岳西衙前镇继续商谈。这时高敬亭同志已率部到达鹞落坪，便派何耀榜同志前往岳西县衙前镇，就双方举行正式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进行磋商。在我方的坚持下，国民党方面不得不同意让出青天畈作为我军驻地，并确定青天畈汪氏祠堂作为正式谈判地点。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高敬亭同志仍化名李守义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和何耀榜同志到达岳西青天畈与国民党方面代表刘刚夫等人进行正式谈判。在正式谈判中，国民党方面除山头对话提出的条件外，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条件，企图从各方面限制我们，我方对此给予了严厉的批驳。谈判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一)关于我军的领导问题。国民党方面说你们既然同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就应属国民政府领导，我方坚持说，我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必须保持独立系统，仍应属中国共产党领导，如果国民党不接受这条根本原则，就无从谈判；(二)关于我军的作战行动问题。国民党方面提出，你们在抗战中，要在规定的地区范围内活动，不得超越作战规定地区的范围。我方坚持说，抗战不分地区界限，哪里有日本人我们就要到哪里去打，因此我军的作战行动不能受到地区任何限制；(三)关于我军的兵员补充问题。国民党方面提出，你们不能随便扩充军队，发展势力。我方坚持，人民群众自愿参加我军，我们必须吸收，群众愿意在我军领导下，组织抗日游击队，我们也要积极领导，支援他们；(四)关于收容部队问题，国民党方面提出你们收容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便衣队，再不准留人在哪里活动，否则就以土匪论处。我方说只要国民党接受我方条件，我们就按照协议执行绝不留人在那里活动，但是我们在收容集中部队时，国民党军队和民团不得阻止和追击。

    经过激烈的争论和斗争，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接受我方几次提出的条件，终于达成了鄂豫皖地区国共双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并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岳西县九河正式签字了。至此鄂豫皖军民坚持的三年游击战争，宣告胜利结束。

    鄂豫皖区和平谈判是一场极其严肃、激烈的斗争。从这场斗争中可以看到作为红二十八军最高领导人高敬亭同志，在历史转折关头，保持了高度的原则性和警惕性，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的正确路线和方针。从后来确定黄安县七里坪作为集结整编部队的地点来看，也反映了高敬亭同志的深谋远虑和正确的战略思想。七里坪至罗山宣化店一带，有我们稳固的防线，北边大山是我们的老苏区，西边又有罗陂孝新根据地。有了这样可靠的大后方，国民党反动派就是施展阴谋诡计，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当我了解上述情况后，深深认识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同时也认识到历史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新的一页，我军即将开始一个新的征程。

    高敬亭同志在给我阐述全国形势后，对我说：“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联络分散在各地的便衣队，向他们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并集结到黄安县七里坪整编部队。”是的，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我们每一个红军战士，革命志士，必须把自己的行动纳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轨道，努力去完成新的历史使命。

两天后，我接受军部给予的任务，前往赤南地区大小伏山、金刚台一带，联络赤南县委张泽礼同志领导的便衣队。

　　　　　　　（三）

    赤南地区，包括同家山、南溪、汤家汇、胭脂、麦园一带，南北七八十里，东西三四十里，是皖西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这个地区屡遭敌人摧残，群众大都惨遭杀戳，少数幸存者拿起大刀长矛，走上大小伏山、金刚台一带，打游击去了。领导群众坚持革命斗争的是中共赤南县委，县委书记是张泽礼同志，人称张三铁匠。

    听说军首长派我去找赤南县委，就不禁想起一九三六年春夏反五个月清剿中，我们手枪团三分队在林维先同志的率领下，和张泽礼同志领导的便衣队，在熊家河一气摧毁了敌人十一个碉堡的事。我兴奋地说：“首长，是找赤南县委吗?”

    高敬亭同志说：“对!我们和赤南县委有半年多没有联系了。敌人的清剿很残酷，不知他们现在什么地方?过去你们和张泽礼同志一起战斗过，比较熟悉，所以派你们去。”

    “放心吧，我们_定找到他。”

    高敬亭同志又进一步交待说：“找到后，要他把便衣队集中起来，由你们带到七里坪去。”

    我比较了解张泽礼同志，他出生贫寒，早年参加革命，对国民党有着刻骨仇恨，现在一听国共合作的事，思想弯子会不会转过来?我迟疑地说：“万一张三铁匠不相信，怎么办?”

    高敬亭同志立即写了一封致赤南县委的信，又叫秘书拿来好多张布告，一并交给了我，又嘱咐我们：将这封信亲手交给张泽礼。记住，虽说国共合作了，一些反动家伙还想搞阴谋，你们的任务是找到赤南县委，不要和敌人正面接触。

    高敬亭经过慎重考虑后，又派石裕田、雷文学同志和我们一同去。石裕田担任过赤南县委书记，雷文学在赤南地区打过游击，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有他们在一起，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离开鹞落坪后，我们一行经金寨县境，到达金刚台大小伏山一带，这里群山起伏连绵，浓荫遮天蔽日，看不到村庄，看不到人烟。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村落，进去一看，却只见屋倒墙塌，茅草丛生，有的屋子里长起了小树，锅台上结出了南瓜。山是这么大这么深，找不到群众，摸不到线索，谁知便衣队在什么地方呢?

    找了一山又一山，寻了一处又一处，我们坚持一天走上几十里，好多同志鞋子磨烂了，脚上打起了血泡，仍然继续不停地寻找。从金刚台到大小伏山，又从大小伏山到金刚台。在金刚台，我们隐伏在倒塌的敌人碉堡里，盼望能够看到一缕炊烟，以便现便衣队的踪迹。但是，四下了望，只见山连山，树连树，茫茫一

片。

    这一天，太阳还未出山，我们在一座山脚上，终于发现了一位身穿破衣烂衫的老人。石裕山同志赶忙上前问道：“老大爷，我们是红军，请告诉我，这一带有没有便衣队?”老人打量了我们一番，摇摇头，不理睬。后来又向几位老乡打听过便衣队的下落，他们也是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然后扬长而去。我们便在要道口上张贴起布告，布告上写着：

    当此国难日殛，民族危亡之际，凡本部同仁愿意抗日者，一律到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集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司令高敬亭

    　　　　　　　　　　　　　　　　一九三七年八月

    第二十一天清晨，我们在山林间继续寻找。山林间，清新的空气沁人肺腑，树梢上飘动着乳自色的晨雾。突然，发现树梢上空有一缕黄烟在缭绕，我高兴地推了一下石裕田同志：“你看，黄烟下面肯定有人，说不定便衣队就隐蔽在那里。”

    同志们听说看到炊烟，一个个都嚷着赶快去找，可是一直找到了第二天，才在大伏山离敌人并村的围子很近的山沟里，找到了一个草棚子。草棚外面是一片丛林，仅门口一条小路直通山上。我们决定守候在这里看个明白。天快黑时，果然，从山上下来几个人，身穿便衣，倒背着枪，悄悄地钻进了草棚子。许多迹象

表明这些人是便衣队，于是我们立即向棚子涌去。

    我们的突然出现，使草棚里的人大吃一惊，几个人把枪栓拉得哗哗响，警惕的目光直向我们射来，我急忙说：“不能打，我们是红二十八军手枪团三分队的，你们是便衣队吧。”

    便衣队的一位同志一下认出了我，我们立刻被迎进了草栅，原来他们是大小伏山便衣队二分队的人，队长叫沈晋堂。便衣队的同志知道我们带有重要任务而来，便领着我们上山去找沈队长。

    路上，便衣队的同志向我叙述起当地的斗争情况：自三个月秘密清剿以来，敌人对赤南地区进行了疯狂的反扑，搞起移民并村，把山区的群众赶到平畈，修起圩寨，派兵把守。又在山顶上修筑碉堡，经常向山沟滚放石头，还采取了火烧等方法进行搜山，企图使便衣队无处存身，无路可走，最后自行消灭。可是那位同志自豪地说，“敌人搞来搞去，没有伤我们的一根毫毛啊!”

    翻了几个山头，便进入了深山老林，只见山拐的洼子里露出一座草棚。二十多个便衣队员就隐蔽在这里，长期坚持对敌斗争。想起刚才路上听到的一番话，对赤南的群众和领导他们坚持斗争的张泽礼同志不禁肃然起敬。

    便衣队长沈晋堂，是我的老战友，一见面，老沈就哈哈大笑：“原来是你们啊！早几天群众报告说有人找便衣队，我还以为是敌人玩的诡计呢。”    ‘

    “哎呀，真是踏破铁鞋没处寻，差点把我们找死了。”我也笑着说。久别重逢，我们各自向对方介绍了许多情况。老沈突然想起什么，问道：“那些布告是你们贴的吗?究竟是怎么回事?”说罢，他拿出一张叠好的布告。

    “这些布告都是你们揭下的?”我们都吃惊地问。

    “是群众送来的，送来时上面浆糊还没干呢。”

    原来我们在路上遇到的那些冷冰冰的面孔，却深藏着对党对革命力量的满腔热情!

    我告诉老沈关于目前形势的变化，必须及早见到张泽礼同志，并出示高敬亭同志的信。

    沈晋堂说：“你们先休息休息，我查问一下，这会，张三铁匠大概在槐树坪。”

    很快就要见到张泽礼同志了。我寻思：在这历史转折关头，这位县委书记持什么样的态度?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

(四)

    我们一到槐树坪，就看到一个人挥动手臂，大声呼喊：三分队长!朝我们跑来。他正是我们寻找了二十多天的张泽礼同志。在他身后，跟着拥过来一群便衣队员，我们一下子就被战友的热情包围了。

    张泽礼同志笑着说：“上级到底没有把我们忘掉啊!”    ’

    “我们找了你很久了，军首长有信给你。”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递给了张泽礼。这时，几十双眼睛一下子集中在那封信上。

    张泽礼同志双目炯炯放光，一面小心地拆信，一面问我：“你们从什么地方来?”

    “潜山。”

    “路上可遇到什么情况?”

     “现在国共合作，有卫立煌的通行证，路上可以畅通无阻。”

    “什么?”张三铁匠拆信的手停住了，脸上的笑容收敛了，眼里闪过一道怀疑的目光。

    我掏出护照给他看，并说：“这是卫立煌签发的护照。”

    “卫立煌!”便衣队的同志差不多一齐叫喊起来，张泽礼一把从我手中夺过护照，怒视着“卫立煌”三个字。这三个字，大家是很熟悉的。几年来，许多辑拿共产党和红军的通令上有他，各种判决书上有他，各种禁令上有他……。便衣队怎能一下理解印有这个名字的护照，竟会在一个红军战士身边带着，并且在大别

山通行无阻呢?

    张泽礼同志抑制着怒火，将信递给了小秘书徐其昌：“念!”他昂首挺立，象是要承担什么重大变故，便衣队的同志相互交换着警惕的目光，我的心怦怦剧烈跳动，一直担心发生的事情终于要发生了。望望老石、老雷和其他同志，他们也露出紧张的神色。这时候，小秘书在大声地念信：“……目前国内政治形势已经起

了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已全面发动了侵略我国的战争。国难日殛，民族垂危，我党为救中华民族的生存，已同国民党……”小秘书念到这里停了下来，用惊疑的目光扫了我们一眼。张泽礼追不及待地追问：“下面说什么?快念!”小秘书结结巴巴地说：“信上说，我们……不，他们已和国民党合作，叫我们停止……停

止活动，到黄安七里坪集中。”

    张泽礼听罢，一把夺过信，脸色陡变，厉声问道：“你说，这是怎么回事?”跟着便衣队员们也一起喊起来：“要我们同敌人合作，你这是搞什么鬼!”“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是谁派来的，快说!”

    刷——便衣队一下散开了，在我们身边形成一个包围圈；哗——队员们一个个端起枪，拉开枪栓，推上了子弹。我们的那一班战士都用紧张的目光瞅着我，焦急地问：怎么办?刹时间，气氛紧张极了!连山上的空气仿佛也都凝固了。

    “不准开枪!，，我对战士们说，“你们不要动，便衣队是不会打我们的，他们为革命吃尽千辛万苦，对党对人民是有深厚感情的，对敌人是有深仇大恨的。主要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道理没讲清，一旦讲清道理，他们是会理解的。”听我这样一说，战士们的情绪镇定下来了，便衣队也放下了枪，空气开始缓和了。

    我正要向张泽礼同志说明原委，只见他一挥手，下了命令：“干部集合，队伍原地不动。”几个短枪队员站到了我的身边，对我进行严密监视。张泽礼和干部们围坐在一棵大树下，研究着什么，一会蹦起，一会又蹲下，显得十分不安。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审查信件的真假，拿出军政委以前写给他的信加以对照。开始发现图章一个鲜红，一个暗淡，张泽礼以为这封信是伪造的，气的一蹦老高，后经小秘书徐其昌同志提醒，方知印油变色是信件久存的缘故。最后，细细核对两封信的笔迹，一模一样，也找不出什么疑点。

    但是，张泽礼的疑虑仍未消除。他跑过来，气冲冲地说：“到底国共怎么个合作法呀，你说说。”我把和平谈判的经过，军政委的指示详细地说了一遍，见他渐渐冷静下来，便进一步对他说：“客观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共产党员一定要适应新的形势，服从党的决定。你们一定要下山，到七里坪集合。”

    看到张泽礼没有什么反应，我有些激动了，“张书记，我们不是反革命、叛徒。你们可以找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看一看，有没有西安事变的事，有没有国共合作的事。要是你还不相信，我们可以把枪下掉交给你们；就是把我们当作犯人看管起来也可以，请你们自己选择路线去七里坪，到了那里，一切就都清楚了。”

    石裕田同志也说：“县委书记，三分队长说得很坦率，很诚恳，请你多从大局着想!目前的形势变化很快，要相信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

    雷文学同志平时为人老实，不多话，这时到有点沉不住气了：“军政委的信是伪造的吗?你们不去是你们的事，请打个收条给我们，我们回去也好向首长交待。”

    几个便衣队员也活跃起来，从旁劝说：“张书记，他们三人曾跟我们同过生死，共过患难，可不能将自己人当作仇敌啊!……”

    张泽礼听了大家的议论，开始用征求意见的目光环视了周围的干部。指导员雷维先同志站到他的身旁，说：“怕什么，我们手枪队还有七八十条枪，出了问题，还可以打嘛!”这时，只见张泽礼果断地说：“好!既是上级的决定，我们坚决服从。马上下通知，集中便衣队，开赴七里坪!”

    回到军部后，我向高敬亭同志说：“军政委，这次找张泽礼同志，差点送了老命。”高敬亭同志笑笑说：“我知道你们有危险，但我相信你们会把工作做好，张三铁匠是个好同志嘛!”

战斗在鄂豫皖区的红二十八军及其便衣队，都陆续到达了七里坪。这时，去西安送信的姜术堂，也回到了鹞落坪，随同第二批集中的红军游击队一起来到七里坪，并带回郑位三给高敬亭的亲笔信。不久，郑位三同志从延安来到七里坪，领导这去队伍整编，改名为新四军第四支队。这支队伍于一九三八年奏奔赴皖东抗日前线，经受了历史转折关头的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