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我提前退休了。离开工作了将近十年的供销社，这对于我来说可以算是一种解脱。

    按照上级规定，退休后我可以领百分之七十的工资。那就是说每月领二十八元的退休金。我还可以干点别的，换回那少领的十二元，合算。

    村里的人实在，没有小看我，大伙一致选我当队长，从小队又干到大队。给贫下中农当主任。

    你别说我这人不行，说不行吧？还是经常当官，大事做不了，大官当不了，可小事是一直在管，小官是一直在当，走到哪，当到哪。我说我不行，可人家还是很抬举我。遇到个什么麻烦事征求一下群众意见让谁管，大家都是异口同声：“行！就王树行！”

    计划生育工作难度大，让老王抓；民事纠纷棘手，就老王管吧。一度时期村里养狗成风、狗多成患，村里决定要打狗，此事涉及面大，干部互相推卸，谁也不想管，我管；村里有个干部，从初级社、高级社那会开始就在村里管事，一直工作了快五十年，现在已经六十多岁，还是光棍一人，谁也顾不上帮助他一把，我就让人给他在村里物色了个老伴。几个主要干部人家都在抓大事，这类性的差事，只好就我管了。

    一度时期，左倾思潮作怪，谁家院里种点什么农作物，都要给拔掉，说这是资本主义尾巴。因为我开荒种地让人家整过，可是我又在这左倾思潮时期整过人家，现在回想起来，就象当年在康宁小村找杨小子当兵那感觉，直后悔。

    我是块什么料？我清楚。就是老实听话。因为老实，我沾它的光，也受它的害。

    这一次可好，十年动乱来了。

    村里的“文化革命”比城里一点也不逊色。“红海洋”涂的到处一片红；“破四旧、立四新，”把许许多多的古典建筑物毁于一旦；打、砸、抢、抄、抓蔚然成风，今天这里被抢，明天那里被砸；没有大走资派，小的概有吧？于是，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因为多种了几亩经济作物，就被戴上纸帽子游街示众。

    平遥县县长赵彦，是一个四二、三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不知我记得是否准确。他好像是在介休县游击大队干过。在我退休前，他曾在我们这个公社搞“四清”运动。知道我是一个待遇很低的三八年的老八路时，曾派人把我请到公社，做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后来，他在县里当了县长，也隔三差五问讯我的身体情况，关心我的生活。

    “文化革命”的十年动乱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灾难，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损伤。一些不明真象的人给他罗列了许多罪状，开会斗争他。几个蛮不讲理的家伙号称自己是造反派，揪着他的衣领，推打着他，污辱着他的人格，我很气愤，走过去对他们说：“这个人我来管，你们去看其它人吧”。等那几个造反派走后，我轻轻地给他捶了捶后腰，按了按腰板，把他扶下了斗争会场后。身材高大的他拖着沉重的身躯扭过头来认出了我，点了点头，算是感谢的意思，我看见他眼里翻滚着泪花。

    十年动乱结束以后，他又恢复工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他把我请到他家，满怀深情地给我斟满酒双手端上：“老王，谢谢你啦！要不然那一次他们也许就把我打死”。

    他还感慨地说：“培养过许多年轻干部，关键时候还不如一个老汉呢！还是老同志好！还是老人手好！”

    其实，那个时候，我刚退休回到农村，什么干部也不算，也没有参加什么群众组织，没有更大的本事保护他，能做到的也就是那么一点滴，也算是在国家蒙受灾难时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一件小事吧。

    公社有一位武装部长，很是看得起我，人前人后说我的好话。他年龄比我小二十多岁，不知道从那里搜集来的一些材料，经常夸我在部队时是如何如何的胆大勇敢，如何如何的带兵打仗，说的有声有色。我知道他说的有真的、也有假的，但没有反驳他，也不纠正。我感觉到有时候他好像是为了工作的需要，由他说去好了。

    有一回，他来我们村里开会，正好我们这个村里又有一位刚从部队退伍回来的副营级干部，在村里随便说了几句过头话，让这个武装部长知道了，就不点名的批评他：“有一个人，刚从部队回来，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就在下面瞎说，据说这个人在部队还是一个副营长，我们南政有一位比你资格老的多的老营长，人家还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呢！你一个新回来的副营长有什么了不起？告诉你，你回到我们村，就要听我们村里的，希望你能引起注意，不然的话，引出的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你不要说，他这一招还挺灵，果然把那位新回来的副营长给镇住了。

    这位武装部长对我是很好，总是老营长长、老营长短的称呼我，一天，这位武装干部告诉我：“县里成立了一个全部是复退军人的群众组织。我给他们说了，我们南政还有一位老营长，给你安排了个全县的副总司令，你明天就去上任吧”。

    好家伙！吓我一大跳！副总司令？副总司令是多大的官？我清楚。当年抗战打日本我见过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彭德怀，那是不怒自有三份威，压倒三国猛张飞啊！

    一个小小的县里还狐加虎威地叫什么副总司令？我心里是清楚这是个什么角色：什么副总司令？充其量我也不过就是一个填炮眼的。可就是没有勇气拒绝他。

    我是军人出身，服从命令听指挥是军人的天职。他是我的上级，就安他的安排办。第二天，骑着自行车，真的就上任去了。

    我去了县里小招待所，这个组织的头头们都在这里开会，还有县武装部的现役军人，都是清一色的当兵出身。

    我的老战友武振帮也坐在那里。身边放着一根木头棒子，像是拐棍又像是武斗工具。他泰然自若、慷慨陈词。正在数落着对方的罪状和不是。

    武振帮，文水县人，说话高嗓门，走路一溜风，办事很干脆，过去在我们部队当过参谋，退伍后安排在平遥县东城居民委员会当主任。也还有点头脑。

    平遥这个地方抗战期间属于太岳山区领导，而我原来当兵的那个部队是受晋绥军区领导的，所以能在平遥见到我们原部队的老战友并不是很多。武振帮一见我进门，连忙向我招手，高嗓子喊我过去，让我坐到他身边，

    说实话，我对这个副总司令的头衔心里没底，总是忐忑不安，凑过去问他：“振帮，这家伙咱们这样做对不对？可不敢闹错啊！”武振帮双手一摊、大嘴一咧：“错？哈哈！这敢闹美啦？闹了半天你连这还不懂？告你哇，这一次这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和咱们抗战打日本人还重要哩！你就看不见，毛主席也穿上军装、带上袖章啦。那是什意思哩？俺王树啊，这一次这可是真二八经地党考验咱们的时候到了，忠不忠？看行动！干你的吧！咱们还能错了？你看见那面坐的那几个了吧？人家还是老红军呢！跟上毛主席，到什会儿也错不了。你就不听广播？毛主席还要求咱们，不要吃老本，要再立新功。还是拿出你在咱们工卫旅的精神来，歇歇心心地干你的哇！”。

    我本来信心不是很足，心里想着今天只是来看看情况再做打算，一进门武振帮就给了我这一连串的大道理，他这个加功算加到点子上了，行！听你武振帮的。那还怀疑什么呢？既来之、则安之，就死心塌地的干吧。

    会议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头头们的分工，本来他们已经考虑了让我负责作战，可听说我对城里的地形不太熟悉，就安排我改做负责政工的副总司令了。

    为了体现无限忠于“革命事业”。我就连家也不顾，整天整夜的吃睡在那里。副总司令其实没啥事，每天只是看看几个文人秀才们写的其实我并看不懂的文章，签个名字，就交给女广播员打开高音喇叭，辱骂或攻击对方去了。

    没隔几天，派仗是越打越大、越打越激。为了彻底铲除对方，又开会研究要在某月某日某时攻打城内某地方。

    虽然我在县里挂着个副总司令的招牌，回到村里有好多事还是要和这位武装部长商量，和他一起乱干。

    现代人看电影、电视剧战斗片，总觉得部队打仗前是先威武地整理一番，让后就高举红旗，雄纠纠气昂昂的出发。

    其实，也不一定是那么回事，这要看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象我刚当兵的那会，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并且主要活动在山区。有打仗的任务多一半是晚上行动。所以感觉不到那种雄壮的场面。倒是这武斗的年头里有点像。当我们唱着战歌冲到一所学校时，我接到了原地待命的紧急通知，要我立即返回司令部开会。

    司令部空气不比寻常，一间不算很大的房子里，破旧而简陋，人挤的满满荡荡，烟雾腾腾，空气呛人，一个个都提着武斗的工具，大喇叭里还在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毛主席老人家“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歌曲。

    过去在部队当兵打仗我总在前线，没见过那些大干部们是如何在指挥作战，而这一次看到了：屋子的墙壁上，挂着标好了的双方态势图，上面大圈套小圈，红箭头指着蓝箭头，桌子上也铺着地图，一个头头手里握着红蓝铅笔，不住地在上面标点、划线，三部老式电话不停地在响……

    县武装部来电话，要我们立即派三个人去对方驻地，大伙都楞住了，这仗打得还紧，去对方干什么？可通知是强硬的，必须立即就去。我做为负责政工的副总司令，当然是义不容辞的。

    我们几个人一直步行到了对方，对方的气氛比我们那里也强不了多少。只是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从北京来的中央的领导干部，他挨着个地问我们叫什么名字，什么职业，是不是党员。他表情很严肃，但没有训斥我们，他对我们说，他是奉命来平遥制止武斗的，中央通知不准农村农民进城参加武斗，要我们回去要立即带头返回农村，不要再进城。并且一个人一个人地问我们能不能做到，我们答应了。他说我相信你们，你们可以走了。

    在场有一位县武装部的领导说了句：你来平遥制止武斗，不要住在一派的地方，可以住到我们武装部去，被他呛了几句，武装部那人也没敢再说什么。

    遗憾的是，这位从北京来的中央领导干部，他没有制止了平遥这个地方的武斗。以后反而越演越烈、越打越大了。“四人帮”垮台后，他也请求辞职了。这中间的许多曲曲折折，是那些热衷于政治话题的人去研究的事，不是我能叙说清的，就不用再浪费笔墨了。

    只是有一条，我是听了他的话，我答应了他的话是算数的，当天回去就回村了。回村以后，就一心扑在那点自留地上，再没有操过那方面的心。

    一些人跑到山上以后，一天晚上曾派人偷偷摸摸地来找我，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说什么要我关心国家大事，要保持好晚节，还有说要我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哈哈！笑话！光荣？光荣？我还稀罕这些光荣吗？这些好听的豪言壮语我听的还少吗？

    你们都说讲真理、讲真理，谁知道你们说的那些真理究竟在谁手里？我没有这个本事辨别你们谁是谁非，我也不想辨别，爱你们张家李家今天你骂他，明天他骂你地骂去吧。

    这个副总司令我是不干了。还是老老实实地在村里当我的贫下中农主任吧。就这村里的些事情也足够我招架。

    村里有个年轻人，不满二十岁，十年动乱期间，只是一般性的参加了一个群众组织，也没有做什么坏事。村里的另一些人掌权后，宁是揪住他不放。一句紧逼一句地审讯着他，我对他们这种作法很反感。

    那天我本来就看不过他们那种过火的做法，一声不啃地蹲在火炉旁烤火，结果他们一整天不给这个年轻人饭吃，晚上也不让回家，越做越过火。

    我觉得他们这不是在工作，分明是变着法的在整人。“蹭”地一站，披上我的棉袄就走：“你们这是干球什哩？老子不干了！”结果，把那些整人的人闹了个没趣，只好悻悻地把这个年轻人放回去了。

    郝世成，就是我在前面说过的那位太谷休干所的军级离休干部，我的老战友。在十年动乱时期，他还在部队任职，听说我已经辞去了一个派别组织的头头，写信赞誉我：王树啊，你不简单，很早就能够从派别那个泥坑里拔出来，觉悟还是蛮高的！

    我这样做和北京来的那一位中央首长有没有关系？我不清楚，只是有一点，我敢肯定，我是草了这打仗了。

    一说打仗，那死人、那血腥味就涌上来了。

    也就因为这没去，给以后省去了许多麻烦，要不然的话，这十年当中，或许我还说不准会干出个什么来。

    要那呀，可就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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