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供销社，实际上它就是把过去几家由私人开的小杂货店组织起来，合作经营的一个卖东西的地方。人们习惯上称合作社。

    当我带着县民政科开的介绍信去县供销合作社报到时，县供销社主任见到我是一见如故，他也是刚从部队回来时间不长，身上仍有一股军人风味。我一打招呼，他就先扬了扬手，算是敬礼，让后亲热地握住我的手：“王营长吧？知道，知道！原来也是一野的啊？老战友了，我比你早回来两年。回来就好啦，咱们在一块干。你先不用忙着去原寺，今年县里安排给农村通电，咱们一块去武汉采购些电器材料吧”。

    地方上有人称我王营长也就是从那时、从他口里叫开的。

    我二话没说，回去准备了一下，第二天就动身和他去武汉，那是夏天，过去在部队时就经常听人说“汉口热、汉口热”。可是没去过。这一次是真的领受到汉口的热了，热的要命。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话说的太绝太妙了，把个湖北人的精明概括的是淋漓尽致，湖北人太会做生意了．把什么事情都打算的八米二糠，开口闭口说的是钱，一点便宜也不给你沾，共产主义精神是一点也看不出来．

    大热天，我们五、六个人忙乎着，又是采购、又是发货紧紧张张地干了一个多月，终于完成了任务。

    这一年，平遥农村开始通电，有的村里有了电灯。

    原寺，距离我们村十几里远，尽爬坡，路不好走。在那里干了半年，我是不想再干了。就找到县社主任要求调动一下。主任说，那你就回你们南政供销社吧，还是当你的主任。

    一九五八年冬，大跃进运动还在热乎着，上级号召大炼钢铁，要农民涌跃卖铜卖铁。供销社是农村的集中收购点，为了确实做好这一中心工作，我们的宣传工作做的很到位。

    那时候村里还没有高音喇叭，我们就让小学生提着铁皮圈成的话筒，站到高房顶上或走遍大街小巷的到处宣传。村里有个通讯员，四十来岁，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口才流利嗓门高，他敲着大铜锣沿街喊叫：“喂！男女老少，大家听得，谁家有卖的烂铜白（BI）锡、生铁熟铁，旧茶壶笊篱勺（SU）子，还有没用的簸箕箕灰则铁叶叶，赶快卖到供销社，换给你们白糖黑糖，还有好吃的沙糖”。引发出了广大群众涌跃卖铜卖铁热爱祖国的积极性。

    我们还深入到户进行收购旧铜旧铁，动员人家撬箱柜上的铜器铁器，砸锅卖铁。

    锅砸了之后，吃饭的工具也没有了，一九五九年，又办开了集体食堂，集中吃饭。老婆孩子们都去了，桌子上堆满了玉茭面窝窝。一位姓王的队长给我们讲话要大家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很快我们就要到共产主义了！把大家高兴的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一个劲地唱个不停。

    一时间，各种红纸、绿纸印成的宣传品散播的到处都是，今天这里亩产千斤粮，明天那里又是万斤谷。连小学生都在说：“玉米长得赛过冀国塔，离天才二尺八”

    啊！闹了半天这就是共产主义？这、这么说这共产主义还真的快要到了啊？把我也弄得是稀里胡涂。以前打仗时就说是为了共产主义，这不，这共产主义还是真的来了。

    可那时部队领导给我们讲话说的共产主义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而现在这共产主义是玉茭面窝窝头管饱吃，嗯！不错，这也蛮不错，看来这几十年血汗是没有白流啊！值得！值得！

    管饱吃吃了没几天，就坏了，开始限量了。还是那位队长给我们说，限量是为了整治那些不爱惜粮食的人，一股豪然正气，博得了大家的一致拥护，纷纷谴责那些扬扬洒洒的毛头小子们。整治了几天以后，浪费现象少了，可桌子上吃的东西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更少了。几个负责做饭的妇女嘴不稳，向人们透露：“仓库里已经快没粮食了，过几天不用说吃窝窝，连汤汤也喝不上了

    平遥这地方出产一种蔓茎，蔓茎大概属于一种减肥的蔬菜，吃起来的味道比萝卜还要寡，吃一顿还可以，两顿就嫌弃，三顿就恶心。现代肥胖人很多，假如为了减肥，吃蔓茎准保管用。建议肥胖症状患者试的吃一吃这种东西，只要你能坚持吃半个月，你的体重降不下来，算我瞎活了这一辈子。

    这话在今天可以这样讲，可在当时人们饿的是连肚皮都撑不饱，一个比一个都是又黑又瘦，还减什么肥呢？现在我给孩子们说这些，他们会天真地问我，为什么不吃馍馍呢？唉！傻孩子，馍馍是好吃，可哪儿有？能有窝窝吃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可蔓茎那东西是连萝卜也不如，虽然不好吃，也可以凑乎充饥。一时间，饿的发疯了的人就真的成了饥不择食，慌不拣路了，只要有蔓茎就拼命地往肚里填。

    蔓茎也吃光了，亩产能达千斤、万斤的吹破天口号也悄悄地消失了。这食堂前后办了也就是三两个月，在学校吃食堂饭的两个大儿子回来了，说吃不饱，饿的脸色都有些黄。老婆和两个小点的孩子也吃不下去了，要知道我还有两个八十来岁的老人啊！

    一九六零年前后，俩个老人相继去世，打发了这俩老人，我复原带回来的那点钱就全花光了。我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爸爸。一家七口人，每月四十块，这怎么能过下去呢？

    那就喂几只羊吧，多少也能接济一点。我又想起了一九四四年在部队搞大生产运动，开荒种粮的事。于是就和俩个大点的孩子又在村东头河滩里开了一片荒地，种了些蔓茎疙瘩胡萝卜，你不要说，收的还不赖，卖了几个好价钱。这期间，我还结识了一个新朋友，叫陈守业，他原来也在部队当兵，在过四川，估计他是十八兵团的。他会养蜜蜂，愿意帮我养几箱。我就买了几箱托他养起来。

    六一、六二年前后，村里人的生活家家都如此，粮食不够吃，就把米糠用来充饥，结果是吃了拉不下来，一些邻居就拿着个小碗碗找我要点蜂蜜，说那东西利肠。

    今天一点，明天一点，几箱蜂能有多少蜜？养了一年下来，没赚到一分钱。

    而到了一九六三年的春天，倒霉的事可是来了，不知道哪叫个什么运动，把我们集中到城里学习，让每个人都交代自己这几年工作以外做了些什么样的赚钱生意，搞运动的人办法很多，先让你面对面的自己讲，而后还要背靠背地互相揭发，还有领导代头讲，重点人物重点讲，并且鼓励我们，“讲出来就没事了”。说的蛮好听！

    我一没偷，二没抢，顶多也就是业余时间做了点份外的事么，大概不算什么吧？我把近几年来做的这些事情照实说了，可闹坏了。搞运动的人把脸一翻，瞪起眼睛拍着桌子一指头指住我就训上了：“好你个王树，你身为一个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工作之外还搞些这名堂哩？你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什么？”

    嗬嗬！闹了大半辈子革命，我一天到晚地也给人家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这些话，其实，我自己就根本不懂，不清楚那些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只不过是顺耳朵刮进来的几句话么。这一次，终算是见识了见识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了！

    我这一说不要紧，结果是把我一个小小的供销社主任也先撸了，算了我个一折倍几的罚款？共有三千来块的经济问题。

    家里本来就已经很穷，几乎什么也没有，现在是屋漏偏造连阴雨，这、这日子还怎么过呢？没法过了！

    过去在部队打仗也有困难，可那时是一个人对付了就行，纵然有天大的困难大不了就是一死么，现在怎办？现在我是八口人了，我把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全抬出去卖了，剩下的一堆破烂再没人要了。

    而三千块经济问题是大案，搞运动的人一心要我尽快地把钱如数退出，他们好上报邀功请赏啊！

    天呀！我去哪儿拿那么多钱呢！把我的骨头炸成油也不值那么多钱啊！我连十分之一也没还清，家里穷的已经揭不开锅了，可人家还是一个劲地逼着要。孩子们一个个是面黄肌瘦，最要命的是我那个生在七月初七财神爷生日的五儿子财财，也在这恐慌加饥饿中不到两岁就死了。

    平常，用磨豆腐剩下的渣滓做成窝窝头，蘸点咸盐吃。逢年过节也顶多能吃上一顿红高梁面里包点胡萝卜，当地人叫菜角角，菜角角的样子有点像饺子，块头比饺子大，味道就比饺子差远了。我们还吃着野菜和枣核磨成的炒面过了一段日子。那些天，我就象个贼似地活着，每天躲藏着人家的眼光。

    这事，我老婆终于出火了，她不干了。她不愧是一九四六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对运动这东西有认识。她领着我的一个儿子，找到了公社书记王永唯，向他诉说了我的全部问题和目前的处境，王书记是个好人，他认真地听了我家属的反映，安慰了她，并要他转告我：“王树是个好同志，他的材料我看过，他的那些东西本身没有多大问题，是运动中那个一折倍几的处罚，处罚的太厉害了。但是已经定了，他也没有办法。经济问题退不起就慢慢退吧。工作问题么？现在要修一条段村至佛殿沟煤矿的公路，就让他给南政公社带队，先当个民工修路总指挥吧”。

    没有过了几天，王书记还专门批了三十块钱给我。

    三十块，三十块其实并不多啊！对于我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但是这个三十块钱的分量实在是太重了。它不仅仅是三十块钱，而是党组织对我的信任！包含着的是领导对一个老干部的关怀！

    一九七四年，王书记因病已经提前退休了，我还专门去看望过他，感谢他在我们十分困难的日子里所给予的帮助。

    而和我一起负责筑路任务的副总指挥王维民同志，他也是一九三八年就参加革命，老实巴交的一个好同志。可悲的是，给他也弄了个三千来块的经济问题。

    王维民，孝义县人，当时是南政信用合作社的主任。抗战时期是平介县七区财粮助理员。一直活跃在我们家乡这一带，为八路军筹粮筹款，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日的工作。日本鬼子曾经悬高赏要捉拿他，都没有办到。

    现在，又有谁会相信像他这种情况，多少年一直在和钱财物打交道的一个人，因为一些根本不值得一提的一些小事，会犯有经济方面的大错误啊？被贬到这个地方受这份罪呢？

    闲暇时，我们这一对宝贝纵然有多少慷慨万千，也只能是对月长叹了！不知道是人家那个运动把我们搞错啦？还是我们两个就都有错呢？

    我们不服，联名向上级领导提出申诉，要求重新核实我们的问题，并且给过去在一起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去信，希望能予以帮助解决。

    他的老战友，曾经担任过晋中地委秘书长的李海正同志亲自专门来工地看望了我们，他对我们说：“你们都给我说实话，还有没有其它问题？如果有，那就怨你们自己，咎由自取。我也不能管。如果事实就是象你们说的那样，我回去给你们向地委反映。这一位王树同志我不太熟悉。王维民啊！你怎么搞的？大把大把的现大洋你都看不上眼，现在怎么能看起那点鸡毛蒜皮来？纯粹是瞎闹么！”

    不知道他是说搞运动的人在瞎闹，还是说王维民和我在瞎闹呢？

    那个冬天，我们这两个三八年参加革命而今犯有错误的老哥倆，就和那些民工们一起在公路上度过。

    我好象又回到了部队，有战争年代那种感觉，每天吹号集合、扛着红旗、抬着炸药、开山放炮，公路修通了。我抱着县里筑路总指挥部发给的工程质量优胜奖状回去报到。搞运动的那个人已经升为公社的头头了，他满脸堆笑，好像换了个人似地，撇着一口官腔：“不错，不错，这次修路给咱们公社争了光。老王啊！辛苦啦！好几个月睡在民工棚里，不容易啊！”

    人家还猫哭老鼠——假慈悲地关心着我：“回去吧，回去洗个澡。还是回你的供销社。你看，这一段你不在，供销社没人主持工作不行啊！又安排了个主任，你就当个副主任吧。”

    我一个堂堂三八年的老革命，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把戏不清楚？现在竟受到一个靠运动起家的人如此戏弄。真窝囊！

    就这样，最终我也没有闹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我那三千块的经济大案没有人再过问一句了？还说什么呢？副主任就副主任吧。

    这时，家里又添了俩个小女儿，一共九口人，就有五个在上学，还没有一个能帮我打下手的，我的负担更重了。

    那一年，我的大儿子以全校毕业考试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县城中学读书，村里的人都很羡慕，说我有一个好儿子，我也感到很光荣。

    儿子他有很好的音乐天赋，可惜我不懂这些，没有很好地支持他，尽管如此，他还是靠着个人的勤奋努力，后来居然发展成为一名专业的音乐工作者。

    在他的中学时代，曾给予他帮助与进步的那位音乐教师后来在写个人自转时，曾骄傲地书了这样一笔：“我培养了以王京胜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的音乐工作者，”

    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在自学成材节目中专门报导过他。一九八零年前后，经当时担任省政协主席的李修仁同志的推荐，把他调入山西省音乐家协会工作。

    现在他已经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作曲家，创作和发表过很多音乐作品。

    受他的启蒙和引导，我的小儿子他们俩口也已经发展成为这方面的教师或领导了。而由他们所创办的太原黄河艺校和太原长江艺校更是誉满三晋。

    更让人欣慰的是，我这个家庭的第三代人，几乎都从事了音乐文化艺术。由我孙子王洪涛创作和演唱的歌曲《中国有个工卫旅》二零零零年在《太原工人报》发表。

    二零零一年，在吕梁市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文艺晚会上，站在舞台上他深有感触地说：“尊敬的吕梁市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父老乡亲以及吕梁市人民代表同志们，大家晚上好！

    吕梁，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革命老区。在当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吕梁是晋绥革命根据地，是我们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一二零师所在地。在这里，曾经活跃着一支英雄的抗日武装，今天，我站在这块英雄的沃土上，感觉到我和吕梁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的爷爷就是在这支英雄部队工作和战斗过的一名八路军战士。在吕梁，不仅有爷爷走过的道路和留下的脚印，也不仅仅有他老人家洒下的汗水和流过的热血，更有养育了他、给了他一次又一次生命之光的英雄的吕梁人民！下面，我就把一首歌颂吕梁、歌颂这支英雄部队的歌曲奉献给大家，那就是——中国有个工卫旅”。

    一曲“巍巍吕梁山，白云雾茫茫，大山里面有一支队伍，他的前身是工人武装……把晚会又带到硝烟战火的当年，吕梁市人民代表听起来是倍感亲切，博得了满堂喝彩。

    是的，“人们将会永远记住你——中国有个工卫旅”。

    搬着指头数一数，二十几个孙子，除过目前还在小学、中学、大学读书的，现在就已经有十几个在这方面工作了。

    村里人都叫我们音乐世家了。

    每当听到这些，我能不高兴、不快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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