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二十一团在甘肃省的高台开荒种粮。高台！就是当年红军西路军惨败的主要地方。那里至今还躺着许多红军高级将领的遗体和建国后修的纪念碑。

    到这一年的四月，团领导通知我回兰州军区报到。去当时驻地在西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通讯学校学习。从此，我就离开生活战斗了十几年的连队，离开了工卫旅、离开了二十一团——我的人生第一学堂。

    虽然说是去学习，可谁知道学习以后又是个什么样子？又会怎样安排呢？我还能不能再回到我的老部队？再见到这些朝夕与共生死相依的老战友呢？分手时，心里就别说多难受了。

    西安通校在长安的韦曲，著名的抗日将领杨虎城将军就安葬在这里．星期天，我们一家瞻仰了杨虎城将军陵园．

    我老婆是大户人家出身，一九四六年春天到延安在八路军陕甘宁边区医院担任护士工作．当时正值胡宗南进攻延安，战事一天比一天吃紧，边区医院奉命转移．

    边区医院院长叫魏明中，五短身材方盘脸，办事干练．他见医院伤病员多，拖累大，每天行军很困难．就安排一些体质较差的女兵暂时离开医院随后方家属行军，我老婆也就在这时候离开了部队．

    她在老家上过私塾，又在西安市莲湖小学读过半年多国语课本．对杨虎城将军组织的＂西安事变＂也能说道几句，她问我：＂你这个共产党的军事干部，知道杨虎城当年为什么会发动西安事变吗？＂

    好家伙！这是多么大的问题，一般人哪能知道呢？而且我相信即使我们的校长也不一定知道．可是我老婆她知道，她说：＂杨当时是陕西省政府主席兼西北军司令，他的反蒋情绪主要是受他的秘书长杜斌臣的影响．＂

    杜斌臣，陕西省米脂县人．时年任杨虎城将军秘书长，积极主张和共产党合作，奔波于西安延安之间，为推动西安事变起了巨大作用．杜斌臣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是我老丈人的表哥．我老婆她们都亲切地称他伯伯．怪不得她能对西安事变这样的大事说个头头道道．

    老婆的这番高谈阔论以后在电影《西安事变》中得到证实，她说的话是真的，杜斌臣先生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功不可没．

    真没想到在我的亲属团中还有这样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啊！

    通讯学校下设三个大队，我被分配在三大队九中队任中队长。在一九五二年开展的全军速成识字活动中，我被全校选为先进代表，出席了兰州军区的大会。

    我作为大会发言代表，坐在主席台上。还没有开会，就有一个军人跑过来和我又是敬礼，又是握手。还呼着我的小名喊我叔叔，直把我弄得莫名其妙。

    他看见我在发楞就着急地说：“怎地，你不认得我？咱们是一个村的，我是孙寿啊！”

    我离家十几年了，见一个熟悉的老乡是真不容易。四二、三年在吕梁山里时，在交城县的水峪贯，工卫旅的全体官兵在开会，我曾经遇到过我们村里的一位老乡，他长的老高，坐在那里总比别人高半截。我一眼就认出他是我们村里的范虎日，散会以后很想过去和他聊聊，可惜，当兵的有时是很不自由。等我们散会以后，他们已经集合走了，没见到。

    这一次在远离家乡的甘肃，又是开会，竟然又遇到了一位老乡，我真是激动万分。定住神，把他从头到脚足足地打量了老半天：“你是孙寿？你真的是孙寿吗？”

    孙寿，我们一个村里的，相住也不远。他比我小十来岁。一九三八年我参军走时，他大概也就是十来岁吧？人很调皮，在村里很有点名气，所以我能记得他。可他今天穿着一身军装，很排场，根本不是我脑子里印象的那个孙寿，一时我还真得不敢认他。

    他看见我还在发楞，为了进一步引证他确实是孙寿，连我父亲的名字也说出来了，这还能有假吗？

    直把我高兴的一把就把他抱起来，鼻子也抽搐开了，什么开会不开会的？抓过来就让他坐在我身边，把他的手攥得紧紧地，生怕他跑了不成。

    弄得我那天大会发言也是心不在肝上，着急、发毛。发完言我们就离开主席台，和他在台下手拉着手，着急地等着散会。

    大会休息时，我们特意到兰州街上转了几圈。还在酒馆里美美地喝了几盅。他原以为我是师、团级干部，神神密密地告诉我：“我看见你在主席台上坐着，高兴的就不行，说咱们村里出大官了，就冲上了主席台”。我说什么师团级干部，和你也差不了多少。

    孙寿这人不错，很有魄力。比我强。还能凑乎的说几句不很标准的普通话。我们俩登上一辆兰州战役中缴获的坦克车照了像，他还告诉我他在哪个部队，让以后联系。

    会议之后分手，在我退伍回地方后没两年，他也回来了。还是那么朝气蓬勃，那么劲头十足。当过村里的干部，在大跃进那个年头里没少出过力。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一些小事，使这个人的精神弄得总是振作不起来。他把我当作老战友，知己。到家里坐过几次，我也劝说过他一些，可没起多大作用。后来的他竟然离家出走，至今还没有消息。

    但愿这位朋友走出后能好一些，他是解放太原时候参军的，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并且在朝鲜战场上立过战功，为中国革命出过力、流过血的啊！假如要能一直在部队干下去，我敢肯定他是前途无量。很可惜！

    而我前头所说的那位叫范虎日的战友结果则是更惨，在我退伍回村后，听说他已经死了。而且是被地方政府当作反革命镇压的。把我惊的是“啊呀！”地叫了一声，他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了呢？

    深夜里，我曾悄悄地问过他哥哥，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哥哥胆颤心惊地对我说：“唉！王树，什么也不用说了，看看人家你么，再看看俺房的喔家，真正倒尽霉了”。

    一九五九年，他哥哥和我所在的供销社，因为几块砖头的事争了起来，公社的一个公安特派员要捆他。我、我想起了我的那位叫范虎日的老战友，就说了句：“算了吧，把砖头搬回来，人你就放了吧”。

    一个老早就参加革命的八路军老战士，后来怎么就成了反革命呢？我不清楚。

    而和孙寿、范虎日的遭遇比起来，我在前面两次刻意提到的在赵家山战斗中给肖政委送信的汾阳的那位侦察兵，到了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却是令世人听了动容落泪的。

    大概是一九七七年的夏天的一个下午，我一个人坐在家里的土炕上，独自摆弄着几张扑克。没留意，家里已经进来一个人，一副农村中贫困人的打扮，肩膀上搭着一个黑毛线口袋。一进门，就看着我说：“是王树吧？你就是王树吧？”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他把口袋“咚”地往地下一扔，着急的连鞋也不脱往炕上就爬。冷不防一把抱住我就连哭带说：“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我是谁？你看看我是人还是鬼？”真森人！直把我唬得有些毛骨梀然。还真有点怕他。

    我说：“咋了？你是谁？有什么事你说么！”

    哭了几声他停下来，手也放开了我。擦着满脸的泪水，说着一口汾阳话：“你不敢认我？认不出我来啦？我是张某某么！你忘了？汾阳的，咱们一起在二十一团当侦察兵啊！”

    张某某，他当时告诉我的名字我今天已经忘记了。可在当时是一下子就想起来了。为了记忆方便，我们故且就叫称他叫张兵吧。

    张兵，汾阳县花枝村人，一九四零年入伍，我们曾在一起干过。我在前面所说过赵家山战斗中，给肖政委报信的那一位侦察兵就是他，后来我们一块在岚县和日本人作仗时也有他。

    那一次战斗打的很好，消灭的日本鬼子不少。我们是在一个村外的护村堰上打，鬼子们组织冲锋一次，我们就打退一次，虽然说打的是非常艰苦，可鬼子们就是不能前进半步。

    突然，张兵负伤了，可能我已经是当排长了，记得是我安排两名战士到村里向老乡借了门板，把他抬上门板时，张兵他已经是奄奄一息了。身上到处是血，手榴弹碎弹片在脸上，身上插的满满地，连骨头茬子都能看见。他娘的！战场上就是这样，刚才还是好好的一个战士，又杀又喊地叫唤着要和鬼子拼命，这一转眼就躺倒在那里不断地呻吟着，他艰苦地睁开眼睛哭喊着，可能是疼的厉害，求告着要我再给他一枪，把他打死算了。

    我们把他抬起，又劝他再坚持一会，说马上就能到医院，你还有救。他不信，还是不停地在哭喊。把他送到团卫生队，我们就赶紧又返回阵地，战斗还在进行着。此后，就一直再没见到过他。

    打仗死人，是常有的事。从来就没有多想过，抑或有时也许想想，也是觉得他恐怕早就死了。可现在他来了，能不惊讶吗？我先是凝住神，盯着眼睛看着他，足足把他打量了老半天，后来又捧住他的脸仔细端详着：“张兵！你是张兵？你还活着？真的是你？”能感觉出来，我的手心在发紧，把他抱得紧紧地。

    哭了几声，他坐了下来，开始抽烟、喝水了。他说：“是你们把我送到卫生队，对吧？记得不？”我说记得。他说他在担架上生活了半个月，团卫生队抬着他到处走，后来，把他送到交城山的一个村里养伤。地方交通员给他在村里找了一个寡妇女人侍候他，以后他伤好了，也不知道咱们的部队在哪，就和这个女人结了婚，一块回汾阳老家定居了。

    他有个儿子，开着拖拉机往平遥县卖白灰。张兵他还能记得我是平遥县南政村人，就让他儿子到平遥后找人打听一下，看看王树这个人还在不在，活着不活着，结果是还真的打听到了。于是他就坐上儿子的拖拉机来了。

    他给我背来了半口袋山药蛋，并说他现在什么待遇也没有，想让我给他写个证明材料，他好回去找汾阳县民政部门办个退伍或伤残军人手续。还说不知道行不行，如果不行他还要去找王庆生，他说他还认识王庆生。

    王庆生，平遥县宁固村人。原来是我们部队的政委，后来是兰州部队副政委，少将军衔，大干部。

    我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知道现在要办成一件事的难度，只是为了迎合我这个老战友，痛痛快快的满口答应他：“行，我给你写，不行了你再去找王政委”。

    我给他写了一个证明材料，证明他一九四零年至一九四四年在八路军工卫旅二十一团当兵作战负伤，养伤期间和部队失去联系无法归队，请地方政府给他办个复转退伍或伤残军人手续。

    他还说我是他的排长，数我的材料管用。于是，两个善良的老汉就钻在家里一字一句地斟酌着、推敲着怎么写合适，在做着文章。

    唉！我的材料管用？人家谁又知道我算个什么人呢？他呀！我呀！人家有谁认你们写的这些东西呢？

    写好以后，为了慎重，我又到我原工作单位找领导在材料上签了如下的几个字：“王树同志原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营长，退休前任我单位领导，所供材料可信，供参考”并给盖了章，张兵看了看，很满意。

    没有当过兵的人不知道战友之间的那种感和情，当过兵没有打过仗的人也体会不到战场上那种生死考验的情和义。

    我很同情他，可是又没有什么办法帮助他。给他提供了一两个现在太原、原来在部队工作过干部的单位地址，还不知道是否准确。也只能如此了，此刻，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句话用到我这里，恐怕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他住了有两天吧？儿子的拖拉机来把他接走了。我拿出二十斤粮票和二十块钱给了他，还找了几件旧衣服给他穿。

    其时，我的生活也是够呛，每月只领二十八块。也算是老战友的一点心意吧！

    至于我给他写的那个东西究竟顶不顶事，和他以后办理成什么样的结果，我就不知道了，我已经竭尽所能了！

    一九九七年三月四日，康永和主任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过这样的几句话：

    “八路军工卫旅现在还健在的人已经不多了，有联系的就更少了，且大部分留在西北和西南地区”。

    这里我想说一句，除过康主任讲的那些以外，在晋西北的吕梁山里，恐怕还有不少类似孙寿、范虎日、张兵这样情况的老人手。

    沿着吕梁山走吧，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能给你说一两个有关工卫旅的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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