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文莲的患病和离世，对于桂军民来说都太突然。

桂军民半辈子都在从事体育工作，妻子展文莲也一直是运动健将，她是所供职银行的田径项目记录保持者，还热衷篮球、排球各种比赛，家里不少锅碗瓢盆，甚至空调，都是她比赛赢来的“战利品”。

▲展文莲在济南趵突泉。受访者供图

2016年6月，刚刚外出游玩回家的展文莲，发现颈部有个小疙瘩，去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当年12月，她突发脑出血，检查得知肺癌发生脑转移已经3个多月，产生了耐药性。

此后，她的身体开始不可逆转地迅速衰竭。

今年春节后，桂军民将她送入了齐鲁医院舒适医疗病房，即临终关怀病房。在这里，医护人员和病人家属观点一致，放弃对疾病末期无意义的过度治疗和病人最后时刻无意义的过度抢救，医生的主要职责不是治病疾病，而是缓解病痛，让病人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

有一次，与病房主任类维富的偶然交谈，桂军民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

类维富告诉桂军民，人去世后可以冷冻起来。类维富本人已是“生命延续计划”的志愿者，如果合适，将来会通过捐献遗体的方式将自己的身体冷冻起来。在他看来，冷冻人体组织和器官，相当于家中多了一个“灭火器”，将来家人万一生病可以取来使用。对于低温医学研究发展，如果没有遗体捐赠的志愿者参与，很难推进。

此外，作为临终关怀病房主任，他也认为，这种尝试可以缓解病人和家属心理压力、带来安慰和期望。

桂军民此前听说人体冷冻，还是2015年的杜虹事件。当时他与妻子把这当作科技新闻，觉得很新奇，甚至想过将来能够这样也很好，但“费用太高了，要75万元，我们承受不了”。

桂军民一直不赞成火化。他和妻子达成一致，“人假如到了那一天，角膜、器官都可以给别人用，一把火烧了多浪费。既然人要离开这个世界，总得留给别人点什么。”

▲展文莲参加排球比赛。受访者供图

提起妻子，桂军民第一句话就是“善良，热心肠，啥都操心，闲不住”。她爱运动、爱跳交谊舞、爱唱歌。小区附近的公交车很久不来一趟，她看着冬天等在路边的老人，会忍不住打电话去投诉；卖菜的小贩没有零钱，她会回单位换一把零钱送去；她还是泉城义工的一员，每年都向学校捐赠书本……

展文莲很早就开始考虑器官捐献。多年前看新闻，她得知一个人意外离世后将眼角膜捐献给一位女孩使对方重获光明后，便开始琢磨器官捐献的事；直到她生病住院，还特地打电话给红十字会咨询过捐献器官事宜。

基于妻子的性格和二人之前的意愿，桂军民几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人体冷冻的提议。

他开始和银丰的团队接触，详细了解了人体低温保存手术的操作流程、技术未来的发展，以及手术中存在的风险等。研究团队坦诚地告诉他，人体冷冻降温时，有冰晶刺破细胞壁和血管的可能性，这样细胞将失去活性、也没有办法实行血液循环了，这也就失去了冷冻的意义。

反复斟酌后，他还是决定试一试。他做好了手术失败的最坏打算——把还完好的器官都捐掉，然后火化，“大不了回到世俗的道路上”。

下定决心后，桂军民还需要与家人沟通。好在，展文莲的弟妹们、儿子都很快达成共识。儿子对他说：“这样至少我妈还没离开我们，还在眼前。”

展文莲当时几乎失去了表达能力，只能说单字。桂军民没有直接向她提及“冷冻”字眼，而是跟她商量：“你这个病现在无法解决，给你换个办法，你先睡觉，好不好？”妻子点头。“可是要睡很长时间，等你醒过来之后病就可以治了。”妻子抓着他的手蹦出单字“好，好”，事情就此敲定。

桂军民与有遗体接受资格的齐鲁医院签订了遗体捐赠同意书，与银丰研究院签订了生命延续计划知情同意书，通过齐鲁医院和银丰研究院的合作关系，妻子展文莲成为了人体冷冻项目的志愿者。

外界或多或少有议论，不理解的人认为人死了应该入土为安，有人觉得他们是在“穷折腾”，但桂军民的态度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

他中学就是学校里的“体育明星”，学习也不错，初中便与展文莲在一起，考试时由于觉得太形式化而不做卷子考零分的事情他也做过，一直有些特立独行，“我很难被外界左右自己的想法”，他加重了语气。

他不认为此事有违伦理，“要说违背的，只是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现在通过科学手段，在生命活动中按了一下暂停键，就这么简单。”

至今，他都觉得这是一件相比器官捐献更有意义的好事，无论医学还是情感上，对家人都有好处。就算不成功，“也是为科学做了贡献。”

▲展文莲桂军民夫妇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