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独者上访申请补偿:将社会抚养费用于失独家庭2

无果的诉求 　　上访人员呈秉国家计生委的这份《关于要求给予失独父母国家补偿的申请》共4000字。 　　他们的诉求是：希望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由政府给失独者提供集中的廉租社区；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让失独者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 　　对于补偿金额，父母们给出了一个供决策部门考虑的计算公式：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年)×(全国平均寿命－孩子成活年龄)÷2。 　　“这就等于如果孩子还在的话，可以给这个家带来的收入。”一个妈妈对此作了解释。后面除以2，是因为父母要分开计算。因各地收入情况和孩子死亡时间的不同，这个算式的结果，少则30万，多则50万。 　　他们悉心记下新闻中的数据，在《申请》中进行了自己的演绎。2011年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表示，全国无户籍人员大约13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1%，大部分是因超生未上户口的人员。 　　“根据这一数据推算，”《申请》中写道，“即使按保守水平每名超生儿须缴2万元计，根据相关法规收取的超生罚款总数就高达2600亿元。将征收的社会抚养费用于补偿失独家庭……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但对这一设想，穆光宗直言可笑。向二胎以上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他首先就反对。“现在还征收社会抚养费本身是错的，有的家庭甚至被征收100多万。用错的事情弥补另一件错的事情，就错上加错。” 　　一切始于新华社在1980年发表的中国人口发展进程百年预报。按照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2000年中国的人口要过14亿，2050年将达到40亿。 　　当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达成“争取在20世纪末把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国家发展风险的降低，由家庭发展风险的提高作为代价。 　　计划生育32年，除了近年刚开始实施的每月100元“特别扶助金”项目，失独家庭得到的政策保护为零。尽管失独问题由来已久，理论上从实行计划生育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伴生，但对计生委而言，它似乎还过于崭新。 　　一名来自宜昌的母亲向记者出示了当地计生委在2009年《致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家庭朋友的一封信》，对信中措辞，她极为愤慨—您有幸成为首批享受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奖励政策的朋友，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她在“有幸”两个字下画了两条波浪线，在“衷心的祝贺”下打了五个圆点。“难道我只生一个孩子，是为了享受你这份奖励？” 　　她回忆说，发放扶助金当日，所有失独父母被安排在仪式现场披红挂彩，任人拍照。 　　多年接触国家计生委，穆光宗感觉官方对失独问题的态度仍“不太明朗”。“他们当下的工作重点还是生育控制，而不是生命关怀。” 　　两天一夜的等待，最终换来5名父母代表与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的一次不公开座谈。计生委承诺，三四个月内，研究出一个“制度框架”。随后，全部上访人员在6月6日夜晚被其户口所在地政府人员成功领返。 　　没有人从这里带走任何实质性政策答复，更没有人有机会递交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对国家计生委行政不作为事实进行处罚”的诉状。 　　父母们唯一能做的，是又一次弯着脊背，从院门外的树丫间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