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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其章:旅顺大屠杀真相再考-4

来源: 发表人: 2023-04-10 浏览量:469

但是,日本第二军司令部对旅顺屠杀事件所提出来的辩解理由,外务省并不满意,特别是认为其中第2点关于杀俘之事,与法理有抵触之处。因为即使清兵被俘后仍进行抵抗,又企图逃跑,诚为不争的事实,然而将其杀害仍要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凡处死俘虏,必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并履行一定的程序,否则,杀俘便违反了战争法规。如果俘虏企图抵抗而未付诸行动,或有行动而又就缚,惟一的处置办法是交付军法会议审判。《日本陆军治罪法》第25第曰:“俘虏降者犯罪,由军法会议审判。”即指此也。再者,关于俘虏逃跑一事,假令俘虏企图逃跑而未付诸行动,或已经逃跑而中途又被捕获,惟有对其采取更严格的监禁,也不得随意杀戮。《布鲁塞尔宣言》第28条及《国际法协会提要》第68条即有此规定〔7〕。据此,日本外务省决定不采用第二军司令部关于杀害俘虏的辩解理由,干脆直截了当地不承认有杀害俘虏的事。于是,又重新拟定了7点说明:“(1)逃跑的中国士兵把制服丢弃。(2)那些在旅顺口被杀的身着平纹服装的人,大部分都是伪装的士兵。(3)居民在打仗前就离开了。(4)一些留下来的人受命射击和反抗,并照此办理。(5)日本军队看到日本俘虏被肢解的尸体的残酷景象(有的被活活杀死,有的被钉死在架子上),受到很大刺激。(6)日本人仍然遵守纪律。(7)旅顺口陷落时抓到的大约355名中国俘虏,受到友好的对待,并在几天内送往东京。”〔23〕

12月16日,陆奥宗光将上述“7点说明”作为关于旅顺口事件善后工作之训令,电寄栗野慎一郎,同时,又按“7点说明”的精神,起草了一份《日本政府声明》:

“在旅顺肯定发生了比别处更多的流血。也许血流得是太多了一些,但外国记者、特别是《世界报》记者,为哗众取宠而发往国外的报导,不仅不肆渲染,而且严重夸大事实。旅顺被攻陷后,中国士兵见公开抵抗无济于事,便脱下军装,乔装改扮成平民的样子,然后逃进该城居民的空房子里。这些空房的真正居民早在日军攻打旅顺的前几天即已逃离,和平恢复后又都返回。中国士兵之所以如此,是害怕如果他们投降,会受到比日俘毫不逊色的虐待。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伪装起来,同时设法武装,一旦被日军发现,便拚战到底。据说有些在日军攻城前没有离开的居民,后来也奉命抵抗,对日军开火,他们这样做了。但是,在旅顺遭杀戮者大部分是伪装起来的士兵,这一点可以从下述事实得到证明,即几乎每具尸体的外衣里面都穿着军服。一位外国记者说,在旅顺被杀者身上都有刀伤,这比弹伤更为可怕。这也许是使得外国记者夸大其辞的原因之一。日军看到被中国士兵俘虏的战友的缺手断足的可怕尸体,群情大为骚动。那些日军战俘有的被活活烧死,有的则被折磨而死。尽管如此,日军仍然严守纪律。……”〔17〕

日本当局所精心炮制的辩解声明,谎话连篇,是企图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表明日军没有杀害俘虏,杀的都是奉命抵抗而伪装成平民的清兵;二是洗刷日军屠杀无辜平民的罪责,有些平民被杀则是在兵民难以区分的情况下的误杀。旅顺屠杀事件发生后,随着日军暴行之不断被揭,日本政府面前摆着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要么是尽快采取善后措施和处分有关人员;要么不承认日军在旅顺杀戮俘虏和平民的罪行。日军最高当局看得很清楚:“如果是调查这次屠杀事件,那么从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到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都有涉及责任问题的危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要更换包括山县(有朋)大将在内的两个出征军的司令官。召回在外地指挥作战的最高司令官,不仅会使出征军的士气沮丧,而且政府也有受军部反击的危险。”〔24〕这就是为什么伊藤博文最终决定选择后一条路、即“置之不理,完全采取辩护手段”的根本原因。

对于日本军队杀害俘虏的问题,尽管日本政府在公开场合矢口否认,声称日军所杀的皆是奉命抵抗而伪装成平民的清兵,但日本的参战者在私人记述或谈话中并不讳言日军的杀俘行为。例如,据日军随军记者龟井兹明在日记中所记述:11月21日日军乃木部在旅顺后路三十里堡附近与北撤的清军相遇,“此战俘获白马数头,清兵多达300人。此日俘虏大半被枪杀,剩下的把辫子吊在柿子树上,其中4人咬断了辫发,藏在高粱地里。第二天早晨发现都刎颈而死。其余的俘虏也准备自刎。军夫争着每人要了一名俘虏,借来军刀全都杀死了他们,这时军夫的勇敢不亚于军人。”11月23日,日军“搜索藏匿者,终于捉到30多名清军逃兵,全都砍下了他们的头,曝尸路旁”〔4〕。龟井作为此次战争亲历者的这份自供,彻底戮穿了日本政府《辩护书》的谎言。事实上,日本第二军在进攻旅顺之前,早已在内部作出不留俘虏的规定。在旅顺大屠杀期间,日军第二军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在一些西方新闻记者的追问下,无意之中说出了内情:日军“在平壤捉了数百名俘虏,不但费钱养活,而且防守费事,故此间不再去捉俘虏。”〔18〕对照龟井在日记里的记述,可知日军的杀害俘虏并不是自发的和偶然的犯罪行为,而是贯彻执行其上级命令的有组织的集体犯罪行为,这表现出日本军事当局对国际公法战争法规的公然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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